老凤祥的柜台前，空调很足，玻璃底下的金器打着射灯，一片黄的。
“小姑娘看什么？送人还是自己戴？”柜姐是位四十多岁的大姐，嗓门热情。
“送人。手镯。”
大姐拖出托盘，一样一样往外摆，介绍工艺，介绍寓意。爱子不看寓意，拿起一只掂了掂，问克重，问工费，心算两秒内完成。
“这只，工费四十块一克？”她把镯子放回去，“机器压的活儿，四十块一克。旁边那只手工拉丝的，六十五。你们这个定价，我不太懂。”
大姐愣了一下，笑了：“哟，懂行的。那看手工的？”
“不。”爱子指着托盘最里侧一只最普通的，“这只，素圈，最厚的那种。搭扣要顺的。”
“送长辈啊？”
“嗯。”
“长辈多大年纪？”
“五十二。”
大姐把手镯取出来，放在绒布上：“那这只合适。素圈经得住戴，洗碗干活都不碍事。就是……”她看了看爱子的手腕，“侬妈妈手大还是手小？”
“手不大。有茧。”爱子说，“虎口和指根，都有。她打算盘，一打三十年。”
大姐的手停了一下。她做了十几年黄金柜台，见过买镯子的女儿各种样子，有边打电话边买的，有嫌母亲土只挑花哨的。眼前这个短发姑娘说“有茧”的时候，语气平得像在报克重，可那两个字一出来，大姐忽然就不想再推销任何别的款了。
“那我帮侬选圈口。五十二岁，有茧的，圈口要略松半号，戴脱不刮肉。”
“你懂。”
“我妈也有茧。纺织厂做了三十年。”
称重，五十二克不到一点。开票的时候大姐说：“女儿买给妈妈的，我送个红盒子，编个络子。”她把镯子装好，忽然又说了一句，“侬妈妈有福气。”
爱子接过袋子，顿了顿。
“她没有。”她说完，把钱付了，走了。
大姐站在柜台后面，看着那个背影出门，半天没缓过来。她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又好像哪句都没说错。
镯子的卡片，是爱子回家自己写的。
笔用的还是那支钢笔。写之前她想了很多。想二零零五年的浦东机场，十四岁的她拖着行李箱，她妈蹲下来给她理领子，理了很久，广播里催了，她妈站起来，手在她后背上放了一下，很轻。去了日本，就别回来了。这句话她妈说完自己先转身走了，走得很快，没回头。
又想二零一一年的京都，她爸的葬礼，她妈从上海飞过来，站在一群说日语的亲戚最后面，全程没哭。第三天走之前问了一句，跟妈回去吧。她说，我还有课。八个月后她从京都大学退了学，这件事没告诉她妈。再后来的电话，一年两次变成一年一次，前年除夕她妈问，侬到底啥辰光回来。她说，快了。然后这一年半，再没打过。
去年表姨发短信，说她妈找了个老伴，姓顾，仓库保管员，人老实，丧偶，没孩子。闵行，三十八个平方，老工房。
爱子对着卡片，最后只写了三行。
“妈：本金带利息，先还一期。后面还有。勿念。”
下面是一个新办的手机号码。
本金三千，利息是一只五十二克的镯子。这个利率填得荒唐，她知道。可她能拿出来的，眼下只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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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子从地库推出一辆租来的旧踏板车，骑了四十分钟，到闵行。一家做轴承的老厂，门口的梧桐树晒得发亮，门卫室的吊扇吱呀吱呀转，里面的大爷在看青奥会的重播。
她头盔没摘，把一个牛皮纸袋递进窗口。
“快递。财务科，周秀兰。”
大爷从眼镜上面看她：“侬哪家快递的？没见侬车子啊。”
“摩托停路口了。麻烦了。”
大爷嘟囔了一句现在的快递真是五花八门，抓起内线电话。爱子转身出了门，过马路，在梧桐树影子里跨上车，头盔的面罩放下来，熄了火，坐着。
五分钟后，一个穿浅灰衬衫的女人从厂区里走出来。五十出头，头发在脑后挽着，鬓角有些白，走路很快，一步都踩得很实。到了窗口，她先签字，签得很流利，然后把纸袋掂了掂，眉头皱起来。做账的人对不明来路的东西都有戒心，她当场就拆了。
牛皮纸袋里是老凤祥的红盒子。再打开，金镯子在正午的太阳底下亮了一下。
周秀兰整个人停住了。
然后她抽出那张卡片，看。看了很久，久得门卫大爷都从窗口探出了头。她抬起脸来，先是看厂门口，再看马路两边，目光扫得又快又匀，像在对一笔对不上的账。那道目光扫过马路对面，扫过树影，扫过一辆停在路口的旧踏板车，和车上那个从头到脚裹着黑盔黑甲、看不清脸的骑手。
她的目光在那里停了两秒。
两秒。一辆运货的摩托车，一个等活的骑手，全上海有几万个。她收回目光，转身往厂区里走，一只手平平地按在那个红盒子上，按得很稳。
一辆公交车轰隆隆开过去。车尾过去之后，对面的踏板车发动了，汇进车流，往浦东的方向去了。
下午一点整，爱子坐回了三楼自己的工位上，屏幕上十二月的报价一行一行刷着。她的脸色跟每个周一下午没有任何区别。小杜在旁边核对流水，什么都不知道。
当天夜里十点，那个新号码收到了第一条短信。
“是爱子伐？”
过了两分钟，又来一条：“镯子太贵了。妈妈勿能收。”
爱子坐在床沿，看着屏幕，手指悬在字上面。打了“是我”，删了。打了“你收下”，删了。最后发出去的是：“是我。正经工资买的，你收。”
对面沉默了将近十分钟。然后来了一条很长的，一看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摁出来的：“侬现在做啥工作”
“算账的。”
这一条发出去以后，对面沉默了很久。久到爱子以为不会再来了。然后屏幕亮了。
“跟妈妈一样。”
爱子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很久。窗外的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屋里只有空调外机的嗡嗡声。
后半夜，短信又来了一条：“表姨教我用微信了 侬加我 头像是荷花”
爱子加了。通过的一瞬间，一张照片跳了出来。一只手腕，腕上一只镯子，镯子和手腕之间，垫了一条叠起来的丝巾。照片下面跟着一句话。
“大了点。妈妈垫了丝巾，正好。”
爱子把手机举在面前，看了那只垫着丝巾的手，看了很久。她妈的手比记忆里瘦了，茧还在老地方。
对面又亮了：“侬勒上海伐”
这一条，她打字，删掉，再打，再删。打了“在”，删了三次。最后发出去的是：
“等忙完这阵，我来看你。”
“好。妈妈等侬吃饭。”
爱子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床头柜上，关了灯。
黑暗里她睁着眼睛。她知道那三十八个平方里现在是什么样子，别人的家具，别人的锅，别人家儿子的拖鞋摆在门口。她妈的位置在那儿，她妈的老伴的位置在那儿。她的位置，十四岁那年，在浦东机场就退掉了。回得去上海，回不去那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