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初夏。香港。
沈嘉仪把那份东南亚渠道收购意向书放在李家港桌上的时候，窗外维多利亚港正在落雨。不是暴雨，是那种细密密的、可以连着下一整个礼拜的龙舟水。她把意向书翻到最后一页，空白报价栏里依然空着。
“创世纪不收购松芝在东南亚的最后一条渠道。这是你三个月前在东京对松本说的话。但现在松本已经不是松芝社长了。”沈嘉仪的声音很平，“松芝新任社长是三菱银行推荐的前副行长。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挂牌出售松芝在东南亚的所有非核心资产——包括那条渠道。”
李家港站在窗前，没有回头。
“报价多少。”
“市价。一亿两千万。比我们三个月前开给松本的一亿五千万低了整整三千万。”沈嘉仪顿了顿，“他还附了一句话——‘创世纪如果要收，价格可以再谈。’”
再谈。不是五倍溢价。不是三十天港币付款。不是松芝投资部长田中在电话里压低声音说“社长办公室直接下的指示”。是“价格可以再谈”。一个被银行派来收拾残局的前副行长，在用超市清仓大甩卖的口气，挂牌出售松本健一花了六年时间一家一家亲手建起来的东南亚渠道。他不知道这些渠道是怎么来的。他只看到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看到董事会要求削减非核心资产的决议，看到三菱银行催他还钱的传真。他不知道曼谷的仓库是松本在雨季泡在积水里亲自验收的。不知道雅加达的代理商是松本在印尼盾贬值最惨那年用一封一封传真稳住的。不知道新加坡那个渠道经理跟了松本十年，妻子生孩子那天松本替他值了一整夜的班。不知道吉隆坡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技术立国”，是松本的父亲亲手写的，松本从名古屋老宅拆下来带过去的。这些他全不知道。他只知道市价一亿两千万。因为三菱银行说了，年底之前必须把非核心资产全部出清。
“他还说，如果创世纪不收购，下个月就拆开来卖。仓库卖给地产商改建公寓，渠道代理权分拆给三家本地贸易公司，品牌授权单独挂牌。拆开来卖，总价可能会低一点。但他不在意。他只在意年底之前能不能拿到现金还给三菱银行。”
李家港转过身。他看了一遍沈嘉仪递来的文件，然后拿起笔，在报价栏里填了一个数字。
一亿五千万。
沈嘉仪低头看着那个数字。和三个月前在东京松芝总部茶水间他填在收购协议上的数字一模一样。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备注条款，写和三个月前一样的那行字。松芝东南亚渠道团队全部留任。不裁一人。不换一人。再加一条——如果拆开来卖，仓库改建公寓的计划取消。曼谷那个仓库是松本亲自选的地，离港口近，雨季不淹水，不适合盖公寓。适合继续做仓库。这些事，松芝新任社长不知道。但你知道。”
沈嘉仪没有接话。她在创世纪做了十四年，见过这个男人做过无数次收购。没有一次是为了抄底。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抄的不是底，是底上那个人最后的尊严。松本健一已经不是松芝社长了，松芝的东南亚渠道在资产负债表的“非核心资产”一栏里，被一个从三菱银行空降来的前副行长用红笔圈出来，旁边标注——“年底前出清，不计价格”。但他还是写了一亿五千万。还是加了那行字：全部留任。不裁一人。不换一人。和三菱银行那位想拆开来卖的前副行长相比，他更像在经营松芝的人。但他不是松芝的人。他只是松本健一这辈子唯一的对手。
“条件我开好了。”李家港把意向书推回去。“他们接受，下个月签约。不接受——”他端起桌上的茶杯，“让他们拆开来卖。卖完以后，那些被遣散的渠道经理，创世纪一个个请回来。不是挖墙脚，是给他们一条退路。松本的人，不能被人当散货卖。”
沈嘉仪接过意向书。她忽然想起一件事。1983年港元危机那年，她问他为什么要在最低点全押。他说：“等所有人跑的时候，弯腰。不是捡金子。是扶起那些被踩倒的人。”现在他在扶的，是松本健一的人。而松本健一本人正被银行按着头签那份同意不在任何公开场合评论松芝在泡沫时期投资决策的封口协议，用来换取他父亲那栋老宅不被收走。
“松本最近怎么样。”李家港问。
“不好。他的个人资产全部质押给银行，箱根的老宅抵押了，父亲的房子被用来填泡沫的窟窿。他现在每天去松芝总部的会长办公室——没有窗户，原来是一间堆放旧档案的储藏室，没有任何实权。松芝总部二十三楼的社长办公室现在是三菱银行那个前副行长在用。松本进去的第一天，新社长让人把所有和哥伦比亚影业相关的文件全部封存，贴上‘机密’标签，搬进了走廊尽头那间从来不用的档案室。松本签了封口协议，不在任何公开场合谈论泡沫时期的投资决策。所以他现在连为自己辩护的权利都没有。新社长在董事会上说：‘泡沫时期的错误决策已经翻篇。松芝从现在开始重新做人。’没有人问松本健一被翻过去的那一页是什么心情。”
“他知道我们要收购渠道的事吗。”
“知道。田中告诉他的。他当时在茶水间——二十三楼那间，你上次站过的——手里端着自动贩卖机的纸杯，和你在那天用的一样。田中说完，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只说了三个字——”
“‘他妈的。’”
沈嘉仪的语气没有任何波澜。像是在复述一段气象报告。但窗外的雨忽然大了，雨点砸在玻璃上。
李家港没有说话。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维港的货轮在雨幕里变得模糊，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和一明一灭的航行灯。他想起1984年拉斯维加斯凌晨三点的酒吧。松本用钢笔在餐巾纸上画下第一根线的时候，手腕悬在沾了威士忌的纸面上，一笔下去，没有犹豫。他说：“未来五十年的科技版图，将由我们俩来定义。”现在他说的是“他妈的”。三个字。不是后悔，不是抱怨，不是对新社长那句“错误决策”的反驳。是一个男人在被时代踩在脚下的时候，唯一还能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三个字。
李家港拿起桌上那份意向书，在最后一页的备注栏里又加了一行字。然后递给沈嘉仪。
沈嘉仪低头看去。一亿五千万的报价下方，多了一行小字。是她熟悉的深蓝色钢笔字迹，笔迹很稳——
“松芝东南亚渠道团队全部留任。不裁一人。不换一人。曼谷仓库不拆。吉隆坡办公室墙上的字，保留原样。”
吉隆坡办公室墙上的字。那是松本从他父亲那栋即将被银行收走的老宅里拆下来的——“技术立国”。泡沫破裂之后，松芝新任社长要把渠道拆开来卖。曼谷的仓库要卖给地产商盖公寓，吉隆坡办公室墙上的那幅字大概会被当作旧物处理掉。但李家港要保留它。不是因为那个前副行长知道这四个字值多少钱。是因为松本健一被泡沫夺走的一切——社长职位、董事会席位、父亲的老宅、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到最后，还有一个对手在替他保留他父亲亲笔写下的“技术立国”。
沈嘉仪把意向书合上。“如果他问起来——吉隆坡办公室墙上的字为什么要保留。我怎么回答。”
李家港没有回头。窗外维港的雨还在下。他想起1978年那个暴雨夜的灵堂。他站在那里，面前是父亲的遗照和破产通知书。手里只有爷爷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四个字——“科技救国”。那本笔记本现在锁在他办公室抽屉里，和松本的餐巾纸放在一起。一张纸写的是科技版图，一本笔记写的是科技救国。两个父亲，一个在铁皮屋里做收音机，一个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秘密修理抗日电台。他们都相信同一件事——技术可以救国。技术可以立国。技术可以让一个人的儿子在暴雨夜的灵堂里不跪下去。
“你就告诉他——因为我知道吉隆坡那间办公室墙上的四个字是从哪里来的。从名古屋一栋老宅的玄关。是他父亲在铁皮屋里焊接第一台收音机之前亲手写的。他不是在保存一张纸。他是在告诉松本，有些东西，泡沫夺不走。银行收不走。董事会的投票权罢免不了。签字的人可以换，但那四个字，得留着他父亲亲笔写的那一幅。那是他的根。泡沫可以淹没地价、股指、哥伦比亚影业和二十一亿美金的收购协议。但淹不掉他父亲在铁皮屋里写的那四个字。就像淹不掉我爷爷写在笔记本扉页的那四个字。告诉他，这些事他可能不会说，但他会记住。记住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