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圣彼得堡。气温零下三十一度。
约飞物理技术研究所的后门开在一条被积雪吞没了人行道的巷子里。陈志明——创世纪实验室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三十一岁，香港出生，剑桥电子工程博士——站在那扇铁门前，跺了跺脚。不是敲门，是跺脚。脚冻麻了，雪地靴的橡胶底在零下三十一度的空气中硬得像一块钢板。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创世纪人事部的俄语翻译，从香港中文大学借调来的，中山装外面套了一件军大衣，怀里抱着一台便携式暖气机；另一个是深圳工厂派来的后勤主管，背着一个巨大的登山包，里面装着二十条黑面包、十二盒午餐肉罐头和五瓶医用酒精。不是伏特加，是医用酒精。医用酒精在今天的圣彼得堡比伏特加值钱——可以消毒伤口，可以擦洗冻疮，可以掺一半水冒充伏特加在跳蚤市场换到新鲜牛奶。
“陈工，我们为什么不走正门？”翻译的牙齿在打颤。
“正门有克格勃的退休人员在摆摊卖窃听器。他们看到中国人会涨价。”陈志明说。
铁门开了一条缝。门缝里露出一只眼睛。灰色的，很老，眼白里布满了血丝。不是熬夜熬的，是长期在低温环境下工作导致毛细血管反复破裂留下的永久性瘢痕。
“我们是创世纪的。”陈志明用英语说，然后指了指翻译怀里那台暖气机。“这是电动的。不用油。”
门开了。
开门的人是维克多·伊万诺维奇·切尔年科，六十一岁，约飞物理技术研究所半导体物理实验室主任。他穿着一件1983年产的苏联军大衣，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灰色羊毛，毛已经结成了球，像一枚没有化干净的雪粒。他看了一眼那台便携式暖气机，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不是东正教那种从额头到胸口再到左右肩膀的画法，是随便在胸口划拉了两下，像是某种压缩过的仪式。
“进来。实验室在走廊尽头。电梯坏了两年了，走楼梯，四楼。注意脚下——五楼的水管上个月冻裂了，水流到四楼冻成了冰。没人来修。”
楼梯间里确实结了冰。冰从楼梯扶手往下挂，形成一列不规则的冰柱。最粗的一根有人手那么宽，从扶手一直垂到台阶上，像一座被冻住的小型瀑布。陈志明扶着扶手往上走，手套被冰柱的棱角划破了一道口子。他没有松开。因为他知道这根冰柱是水管冻裂之后水流到楼梯间形成的——水从五楼往下淌，经过四楼的时候还在流，到了三楼就开始凝固，最后在扶手和台阶之间结成了一条半透明的琥珀色冰柱。不是纯白色。是琥珀色。因为水里掺了锈。那根水管是1937年装的，和约飞研究所同年建成。锈是斯大林时期的，水是叶利钦时期的，冰是今天的。
四楼的走廊尽头有一扇门。门上的铭牌还在——“半导体物理实验室。主任：维·伊·切尔年科。1971。”铭牌上的俄文字母已经褪色了一半，1971的“7”字那横被人用黑色马克笔描过，比其他的数字都新。不是去年描的，是今年。切尔年科上个月刚描的。他要让这个数字保持清晰，因为有人要来签合同，他怕人家找不到他的实验室。
陈志明推开门。实验室里的温度大概比户外高五度。窗户被封死了——不是用木板，是用旧期刊。1989年到1991年的《苏联物理学评论》，一摞一摞堆在窗台上，用透明胶带粘住。最上面一本的封面是一篇关于量子阱激光器阈电流密度的论文，作者之一就是切尔年科。他用自己的论文挡住了圣彼得堡二月的寒风。实验台旁边站着十几个科学家，穿着大衣，戴着羊毛手套。最年长的一位头发全白了，坐在一把没有扶手的金属折叠椅上。他的右手食指上绑着一根橡皮筋，橡皮筋另一端绑着一截粉笔头。粉笔头很短，大概只剩两厘米，但他还在黑板上写着。黑板上是一组偏微分方程，从左边写到右边，从右边写到天花板，又从天写到地，字迹一丝不乱，像是一篇正在被续写的论文。
“这位是叶甫盖尼·安德烈耶维奇·阿尔费罗夫教授。”切尔年科的声音压得很低，不是恭敬，是怕吵到那个正在写方程的老人。“七十一岁。苏联科学院院士。半导体异质结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他手上绑的粉笔是上个月从莫斯科大学借来的——只有半盒，还是1988年产的。他每天写两行方程，用一毫米粉笔。这样半盒粉笔可以用到今年秋天。”
陈志明没有回答。他看着黑板上那组偏微分方程，从左边看到右边，从天花板看到地面。这些方程和创世纪实验室正在攻关的量子阱激光器模型完全一致。有些地方不一样——阿尔费罗夫用了另一种边界条件假设，比林知夏的模型更简洁。林知夏的模型需要七个边界条件，阿尔费罗夫的只需要四个。不是七个变成四个，是多了一个人。多了一个在暖气停了的实验室里用绑在手指上的粉笔头写了四年偏微分方程的人，把林知夏在恒温恒湿无尘室里花了七个边界条件才锁定的参数，用四个变量就解出来了。
“他写了多久了。”陈志明问。
“从暖气停的那天开始。每天写两行。写满了擦掉，擦掉再写。”切尔年科说，“他说——‘这些东西比停暖气活得久。’”
陈志明走到黑板前，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截没有用过的粉笔。是完完整整的一根，大概七八厘米长。大概是谁掉在地上的，在黑板的角落里，被粉笔灰埋住了。他把粉笔放在阿尔费罗夫左手边的粉笔槽里。阿尔费罗夫停下手中的粉笔，转过头看他。两个亚洲面孔的人站在他面前，大衣上还带着圣彼得堡户外的寒气。他们的眼镜片上结了一层冰雾。他在继续写方程之前，先看了看陈志明放在粉笔槽里的那根完整粉笔，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怕吵到黑板上那些方程——“你们是从香港来的？”
“是。”
“林知夏——你们实验室的林知夏——他的量子阱模型，边界条件太多了。七个。”阿尔费罗夫把粉笔换到左手，用右手食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偏微分符号。“告诉他。四个就够了。不需要七个。把变量倒过来。”
陈志明愣了一瞬。他想起林知夏在创世纪实验室恒温恒湿无尘室里对着白板画了整整三天的边界条件图。画了擦，擦了画，最后停在一组由七个参数组成的方程组前面。他说：“七个。不能再少了。”现在有个七十一岁的老人在圣彼得堡一栋没有暖气的研究所里，用绑在手指上的粉笔头，轻描淡写地告诉他——四个就够了。不需要七个。把变量倒过来。不是因为阿尔费罗夫比林知夏更聪明。是因为阿尔费罗夫在黑板上写了四年。写满了擦掉，擦掉再写。一个人在恒温实验室里花三天想不出来的参数，另一个人在暖气停了的实验室里花了四年，想出来了。
“阿尔费罗夫教授，”陈志明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合同，放在实验台上。“我们不是来挖人的。我们是来送暖气的。您的实验室可以恒温，可以继续写这些方程。条件只有两个——第一，实验室恒温二十三摄氏度，正负零点五度。您想写多久写多久。第二，每年两次往返莫斯科的学术会议差旅费。全部报销。”
阿尔费罗夫低头看着那份合同，没有翻开。他把那根完整的粉笔放回粉笔槽里。不是不要，是现在不用。手上那截两厘米的粉笔头还没用完，他不想浪费。然后他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在空白栏里添了一行字。不是他的名字。是几个俄文单词，笔迹很稳——“以上条件适用于本实验室全体研究人员。叶·安·阿尔费罗夫。”
他把合同推回去，指了指黑板上那组偏微分方程。“这些方程，可以带给你们的实验室。但有几个学生——他们比我年轻，比我更需要一间恒温的实验室。你们安排他们先走。”他停了片刻，说了一句和科洛廖夫教授一模一样的话——“我以为我会被当作废铁扔掉。”
窗外，圣彼得堡的雪还在下。陈志明把合同放回公文包。他知道这个人不是废铁。这个人只用四个边界条件就解出了林知夏需要七个变量才能锁定的量子阱模型。他值的不只是一间恒温实验室，他值一整条半导体异质结芯片产业链的未来。但他只要了一件事——让他的学生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