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2年2月，基辅。气温零下二十三度。
乌克兰科学院半导体物理研究所的正门被积雪封住了。不是今天封的，是一月的暴雪把门前的台阶埋了大半，此后没有人铲过。铲雪的人上个月辞职了，在街角摆了个修收音机的摊子。他修了一辈子苏联产的收音机，现在苏联没了，收音机也没人听了，但收音机里的电容和电阻还能拆下来卖给黑市。一个电容换一条黑面包，一个电阻换一盒火柴。
陈志明踩着没膝的积雪绕到后门，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五盒抗生素——不是广谱的那种，是苏联自己生产的左旋霉素，白色药片，没有糖衣，苦得能让舌头麻半天。这种药在黑市上用伏特加换不到，只能用美金。他的翻译把剩下的抗生素背在背上，怀里揣着医用酒精——不是掺了水的那种，是纯度百分之九十五的医用酒精，在零下二十度的气温下不会结冰。后勤主管今天没有来，他留在圣彼得堡协调运输，要把一台重达两吨的mbE分子束外延设备从约飞研究所的实验室拆下来，运到赫尔辛基，再从赫尔辛基转海运到深圳。那台设备的真空腔体已经生了锈，但科洛廖夫说他可以用芬兰教授送的那半瓶真空泵油让它重新工作，所以后勤主管把剩下的医用酒精全部留给了圣彼得堡的研究所，让他们可以在拆设备的时候不被冻伤。
后门的铁把手被冻住了。陈志明脱下手套，用掌心贴在铁把手上。热量从皮肤传到铁皮，冰开始融化，发出一声极细的咔嚓声。翻译在后面倒吸了一口凉气，说陈工你的手会冻伤的。陈志明没有回答，直到冰化的水从指缝间滴下来，铁把手能转动了，才松开。掌心的皮肤红了一片，但没有破。他重新戴上手套，推开门。
走廊里的温度比户外高。不是因为暖气，是因为有人在这里做饭。走廊尽头，一个穿着三件毛衣的老妇人蹲在电炉前面煮汤。汤里只有土豆和盐，但她搅动汤勺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煮一锅罗宋汤——那种需要熬一下午才能把牛骨里的髓熬出来的浓汤。她抬头看了一眼来客，用乌克兰语问他们是来找谁的。翻译还没开口，陈志明从帆布袋里掏出一盒午餐肉，放在电炉旁边。铁皮罐头在炉火的映照下闪着光，像一块刚从地下挖出来的银锭。老妇人看了一眼午餐肉，没有动，但她搅汤的动作停了一瞬。然后她指了指走廊尽头那扇门——“半导体物理实验室。主任：格·伊·马尔丘克。”和莫斯科约飞研究所一样，铭牌上的俄文字母褪色了一半，“1969”的“9”字那钩被人用蓝墨水描过，比周围的字都新。
陈志明推开门。
实验室里的人比他想象的多。不是十几个——是二十几个。他们围着一张实验台站成一个半圆，台上摊着一叠图纸，图纸上用铅笔画满了能带结构图和量子阱的能级跃迁示意图。最年长的那位站在图纸正前方，手里拿的不是粉笔，是一根削尖的木炭。没有粉笔了。基辅的黑板粉笔厂去年秋天停产了，因为生产粉笔的石膏矿在顿巴斯，顿巴斯正在闹独立，矿上的人用炸药炸开了矿道，不是为了采石膏，是为了挖煤。煤可以烧暖气，石膏只能做粉笔。粉笔不能取暖。所以在零下二十度的冬天，没有人挖石膏。那位老人用木炭在实验台上画了一道能带弯曲的曲线，线条很细，像是用钢笔画的，但因为木炭的质地比粉笔软，线条边缘有一层极细的碳粉，在实验台的白色台面上扩散成一道灰色的晕影。
“马尔丘克教授。”陈志明用英语说。
老人抬起头。他大概和科洛廖夫差不多年纪——七十出头，头发全白，胡子也是白的，但眉毛还留着一点灰色。他放下木炭，用一块破布擦了擦手。那块布原来是白色的，现在变成了炭黑色。他看了陈志明一眼，又看了看翻译，然后用一种很平静的声音说：“你们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们会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研究所都签了。科洛廖夫和阿尔费罗夫都签了——你们的暖气机已经运到圣彼得堡了。我们这里是基辅。基辅比圣彼得堡穷，比莫斯科更远。我以为你们不会来。”
“我们带了抗生素。左旋霉素。五盒。还有医用酒精——不是掺了水的那种。”
马尔丘克的目光在帆布袋上停了一下。他身后的那些年轻研究人员谁也没有说话。有一个戴眼镜的女研究员把手里那根同样削尖的木炭放在实验台上，动作很轻，像是怕折断了它。木炭已经短得只剩两指节了，再削一次就要用完了。
“你们不是来签合同的。”马尔丘克说，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不是问句。
陈志明看着他。“不是。”
“你们是来送药的。”
“是。但我们也带了合同。条件和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的一样——实验室恒温。工资不是按这里的水平算的，是按香港的水平。家人可以一起接走，住宿安排在大学旁边。不需要排队。”
马尔丘克低着头沉默了许久。那个戴眼镜的女研究员低下头，把实验台上的图纸一张一张收起来，动作很慢，像是在叠一件不会再穿的衣服。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轻到几乎被窗外灌进来的风声盖过——“我们这里有个同事，叫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他是做量子阱激光器低温测试的。他去年冬天在实验室里守了一整夜，看着那台唯一能用的液氦冷却泵。不是做实验，是怕它冻住。液氦冷却泵里的密封圈是橡胶的，在零下三十度会硬化。硬了就会漏气，漏了就会失真空，失真空泵就废了。他没有用电炉——电炉的功率太大，会把实验室的总保险丝烧断。他用大衣裹着那台泵，在零下三十度的实验室里守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泵还在转，但他的脚趾冻掉了两个。不是整个脚趾，是每个脚趾最上面那一节。冻掉的组织在解冻后出现了坏疽，我们自己用手术刀给他截了趾尖。没有麻药，我们用那瓶医用酒精兑水——一人一口，轮流灌他。他咬着一条毛巾，没有叫出声。手术后伤口感染了，我们给他用了左旋霉素，保住了脚掌。他现在走路要拄拐杖，但还能做实验。他上周完成了一组极低温下量子阱激光器的光增益谱测量——在他失去两个脚趾尖的那间实验室里完成测量的。那份报告还在桌上，我没有寄出去。因为我不知道寄给谁——苏联没了，我们的上级单位两周前被撤销了，拨款停了，邮政系统还在运转但不知道能转多久。你们的科洛廖夫教授在莫斯科，阿尔费罗夫教授在圣彼得堡——他们至少还有一扇缺了角的窗户可以用旧期刊糊上。我们连期刊都不够——我们用来糊窗户的是实验室的记录本。都是手写的，每一页都记满了数据。”
马尔丘克走到实验台前，翻开那叠图纸最底下的一张。不是能带结构图，是一份实验报告。纸质很糙，是那种苏联标准的灰黄色再生纸，但在零下二十度的空气里放了整整一个冬天也没有变脆。报告最后一页的签名栏里写着一个名字——“安·瓦·库兹涅佐夫”。笔迹不太稳，但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不是手抖，是天冷。拇指和食指捏笔的地方还包着纱布，纱布上渗着淡淡的一点消毒水痕迹。
“这份报告，如果你们愿意带走——不需要合同，不需要暖气，不需要工资——只要你们愿意把它带到你们的实验室去，让你们的工程师看到这些数据。”马尔丘克把报告推过去。“我们这里还有七个像他这样的人，每个人手上都有还没有做完的实验。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继续——基辅、莫斯科、新西伯利亚、香港、深圳——只要有一间温度不低于十度的实验室，只要液氦泵的密封圈不会在半夜冻裂，只要他们做低温测试的时候不用把大衣脱下来裹着设备。”
陈志明接过报告，没有翻看。他把报告递给翻译，让翻译把它和科洛廖夫的合同放在一起。那个密封的铝制手提箱里已经装了莫斯科约飞研究所、圣彼得堡约飞研究所、新西伯利亚半导体物理研究所的合同和实验数据——现在又多了基辅的这一份。
“库兹涅佐夫先生在哪里。”他问。
马尔丘克没有回答。那个戴眼镜的女研究员终于忍不住开口，声音从实验台那头传来——“他在走廊尽头的储藏室里。那是我们研究所最暖和的房间。因为里面有液氦泵的备用密封圈——库兹涅佐夫说那些橡胶圈不能冻，冻了就废了，以后泵坏了就没得换了。他把自己的大衣盖在密封圈盒子上，自己裹在角落里的一堆旧报纸里——没有暖气，但至少没有风。他现在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储藏室里写实验报告。两点之前太阳照不到储藏室，温度太低，笔握不住。两点之后太阳从窗户照进来——储藏室唯一的窗户被雪堵住了一半，但有一块三角形的玻璃没有破，阳光正好透过那块玻璃照在他的左手上。他写报告只用左手——右手要用来捂着冻僵的左手手背。”
陈志明推开储藏室的门。库兹涅佐夫坐在角落里，身上裹着一堆1989年的《真理报》。他的左脚搁在一个倒扣的液氦钢瓶上，脚上穿的不是棉鞋，是一双实验室的防静电拖鞋——那双拖鞋太大了，他用报纸塞在鞋头里，报纸从鞋尖露出来，泛黄的纸张上印着四年前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他的右手捏着一支圆珠笔，笔芯快没油了，写出来的字迹断断续续，但每一笔都还是落在该落的位置。他的左手捂在右手背上，手指的关节冻得发红，但他的手背很白——不是冻白的，是阳光。那块三角形的玻璃窗投下来的阳光正好照在他的手背上。
窗外的基辅，雪还在下。这扇储藏室的窗户正好对着安德烈耶夫斜坡——从圣安德烈教堂一直延伸到波迪尔老城区的石板路，积雪深厚，压断了路边白桦最细的那根枝条。白桦的树干没断。不管雪多大，树干还是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