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明斯克。气温零下十九度。
白俄罗斯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正门没有被雪封住。不是因为有人铲雪，是因为研究所已经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门卫上个月辞职去了华沙，走的时候把大门钥匙挂在传达室的钉子上。钉子还在，钥匙没了。被谁拿走的没人知道，但大门从此没有锁过。反正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偷——实验室里最值钱的设备是一台1986年产的捷克斯洛伐克示波器，拆开来卖零件大概能换五条黑面包。但没有人拆。不是不饿，是饿惯了。
陈志明推开没锁的大门，走廊里有一股煮土豆的味道。不是从食堂飘出来的——食堂去年秋天就关了，炊事员把最后半袋面粉分给了研究所的家属。煮土豆的味道来自走廊尽头那间曾经用作工会活动室的房间，现在有人在里面生了一个铁皮炉子，烧的是实验室记录本的废纸。火很小，但至少能让围在炉子旁边的人把手烤暖。
“我找阿纳托利·格里戈里耶维奇·卡尔波夫教授。”陈志明对走廊里第一个遇到的人说。那个人裹着一件苏联空军的旧棉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灰色的羊毛絮。他用一种看外国人的眼神看了一眼陈志明，指了指楼梯。
“四楼。走廊最里面那间。门上的铭牌还在。”他说。“但他不在那里。他在阁楼。”
“阁楼？”
“阁楼的窗户朝南。下午一点到三点，太阳正好照进来。他把那里当成光学实验室——没有激光器，没有光学平台，只有一扇窗户和一面从报废的干涉仪上拆下来的反射镜。他每天早上把反射镜搬到阁楼上，用阳光当光源，做分光实验。他说——‘太阳不要钱。’”
陈志明爬上四楼。阁楼的楼梯是一架生了锈的铁梯，每踩一级都发出一声尖锐的金属呻吟。阁楼的木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橘黄色的阳光。和基辅那个储藏室一样——下午两点的太阳穿过一扇积了灰的三角形天窗，正好照在地上的一面圆形反射镜上。反射镜把阳光分成七种颜色，打在对面墙上。墙上贴着一张白纸，纸上用铅笔画满了光谱线的波长标记。那些标记很旧，有些被反复描过——最近的几个数字墨迹还是新的，是今天刚写上去的。
一位老人坐在天窗下的一把破藤椅上。他穿了两件毛衣，外面套着一件实验室白大褂，手里捏着一截石墨条——不是粉笔，是石墨。石墨是从报废的干电池里拆出来的。他的手指全是黑的，指甲缝里嵌满了石墨粉，但他画在纸上的光谱线波长数字极其精确，小数点后第三位还在反复修改。不是手抖，是他在用阳光当光源的条件下，依然在追求小数点后第三位的精度。
“卡尔波夫教授。”陈志明站在门口。
卡尔波夫抬起头。他大概有七十好几了——头发全白，眉毛也是白的，但眼睛很亮。不是那种被岁月磨钝了的亮，是那种在实验室里花了三年时间用阳光当光源、用石墨条当铅笔，依然在修正小数点后第三位的人特有的亮。
“你们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们会来。”他把石墨条搁在藤椅扶手上，用一块破布擦了擦手。那块布原来是白色的，现在变成铅灰色。在明斯克近郊这栋三个月没人领到工资的研究所阁楼里，外面走廊里飘着煮土豆的味道，而他面前这面从报废干涉仪上拆下来的圆形反射镜，镜面上没有一丝灰尘。不是因为阁楼干净，是他每天都会用自己白大褂的衣角擦镜面。衣角比镜面脏，但他每次都翻到内侧那面——只有内侧还用漂白粉洗过，只有内侧还是白的。
“莫斯科签了。圣彼得堡签了。基辅签了。全苏联最好的几个半导体物理研究所——约飞、列别捷夫、库尔恰托夫——你们都把合同送进去了。我以为明斯克太小，你们不会来。”
“明斯克不小。”陈志明说。“白俄罗斯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分光学领域的基础数据，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用了二十年。你们的光谱线数据库是全世界最全的——不是之一。”
卡尔波夫低下头。阁楼里安静了很久。那面反射镜里的七色光斑在天花板上微微颤动，因为天窗外面的白桦树被风吹动，枝叶的影子在玻璃上轻轻摇晃。
“那个数据库——”他终于开口，“还在。硬盘还在转。研究所的电脑房里有一台1985年产的东欧经互会标准型电子计算机，硬盘容量很小，噪音很大，但它还在转。我们用了二十年时间，记录了从远红外到真空紫外的几万条光谱线。每一条光谱线都对应着一种原子或分子的能级跃迁。你如果问硅在液氦温度下的光致发光谱，我们的数据库可以在几十秒内给出精确到波数单位的结果。这些数据，如果从头做起，需要二十年。但我们的硬盘还能转多久——我不知道。这栋楼的供电不稳定。上个月跳闸三次，每次断电硬盘的磁头都会紧急停泊。这种老式硬盘的磁头停泊次数是有限的，如果停泊次数用完了——所有数据就没有了。二十年，几万条光谱线，全部消失。”
陈志明看着那面反射镜。镜面上七种颜色的光斑还在天花板上轻轻晃动。二十年。这个人在一栋供电不稳、供暖停了大半、门卫都跑了的研究所里，用一面从报废干涉仪上拆下来的反射镜，在冬天没有暖气的阁楼里，在下午两点到三点的阳光正好穿过天窗的六十分钟里，继续做他的分光实验。不是因为他还需要更多数据，是因为他不能停下来。停下了，就等于承认那几万条光谱线真的会消失。
“我们可以把整台硬盘连主机一起搬走。恒温恒湿无尘室，不间断电源。硬盘不会断电。”陈志明从帆布袋里掏出一份合同，放在反射镜旁边的地板上。只有一页。和前几份合同一样——实验室恒温，家人一起接走，住宿安排在大学旁边，不需要排队。
卡尔波夫低头看着那份合同。他拿起来，没有看条款，翻到最后一页，在签名栏里写了自己的名字。笔迹很稳。不是在签合同。是把他用了二十年记录的几万条光谱线，从一个正在断电的国家，搬到一个不会断电的地方。他签完字，把合同推回去，然后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停下动作。
“我还有几个学生。”
“所有人一起走。你。你的学生。你的学生的家人。还有那面反射镜——那是你从报废的干涉仪上拆下来的，属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