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深圳。创世纪实验室。
林知夏站在新落成的恒温恒湿无尘室外面，透过双层钢化玻璃看着里面那台mbE分子束外延设备。这是从莫斯科约飞研究所拆下来、经赫尔辛基转运、在海上漂了整整二十一天才到深圳的那台。科洛廖夫教授说它还能用——只要换上新的真空泵油。他带了半瓶芬兰教授送的泵油，还剩最后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一现在装在一个特制的石英瓶里，放在无尘室角落的不锈钢操作台上，标签上写着俄文，但没有人打算翻译它。因为不需要。
所有走进这间无尘室的人都知道那瓶油值多少钱——在今天的莫斯科黑市上，它的价格大概相当于一台全新的示波器。但科洛廖夫把它从莫斯科带到赫尔辛基，从赫尔辛基带到深圳，一路用了三个国家四种交通工具，瓶子完好无损，液面上方的刻度线和三个月前在约飞研究所时一样。
他在飞机上把石英瓶用防静电泡沫裹了三层，外面套了一个装液氦钢瓶的铝制运输箱，箱子外壳上还贴着1986年苏联科学院物资调配处的封条。封条已经过期了，但没有人撕掉它——不是因为迷信，是因为那上面盖的公章已经不存在了，撕掉就再也没有人能补发一张新的。
实验室靠窗的位置，阿尔费罗夫教授坐在一张金属折叠椅上。不是没有更好的椅子——实验室给每一位科学家都配了人体工学办公椅，但他不要。他说这把椅子跟了他十五年，从圣彼得堡约飞研究所四楼那间窗户被旧期刊封死的半导体物理实验室一路跟到深圳，扶手上的锈是1990年冬天水管冻裂时沾上的，椅脚上的凹痕是1991年春天暖气彻底停掉那天在地上拖出来的。他不肯换。他说这把椅子记得所有方程。
此刻他正在和林知夏讨论量子阱激光器的边界条件。不是用语言，是用手势。阿尔费罗夫在空气中划了一道从下方往上旋的偏微分符号，然后指了指无尘室里的mbE设备，竖起四根手指。林知夏站在他对面，沉默了很久，然后也在空气中划了一个倒旋的符号——和阿尔费罗夫那天在启德机场教他的一模一样。
他还是没有说话，但他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了那截只剩两毫米的粉笔头——就是阿尔费罗夫在机场放在他掌心里的那截。他没有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只是把它握在手心里，拇指轻轻按在粉笔的断面上。像是在按一枚勋章。
实验室另一头，卡尔波夫教授正在安装那面从明斯克阁楼上拆下来的反射镜。后勤主管给他配了一套全新的光学平台——气浮隔振，台面精度比他在白俄罗斯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用了二十年那台捷克斯洛伐克示波器高三个数量级。
但他没有急着架激光器，先把那面圆形反射镜从自己的大衣里拿出来。大衣的内衬还是白的，和在明斯克阁楼上时一样——只有内侧还用漂白粉洗过，只有内侧还是白的。他把反射镜装在光学平台正中央的镜架上，用螺丝刀校准了三次水平——每一次调完都用手指轻敲一下镜面边缘，然后把手放在光学平台台面上感受振动衰减的时间。
他说这面镜子在明斯克跟了他三年，从干涉仪上拆下来的时候镜面镀膜已经有一点氧化了，但它的曲率半径是精确的，在下午两点的阳光穿过阁楼天窗打在那面镜子上分出来的七色光谱里，每一条谱线的波长他都用石墨条标在白纸上，小数点后第三位反复修正过。
现在他要把这些数据——远红外到真空紫外的几万条光谱线——全部输入创世纪的材料数据库。那台硬盘还在转的东欧经互会标准型电子计算机也一起运来了，放在无尘室旁边的数据机房，不间断电源已经接通。
库兹涅佐夫从液氦冷却泵的铝制运输箱里取出那个用胶带缠了好几层的硬纸盒，放在无尘室角落的实验台上。他把盒盖打开，把里面的真空密封圈一个一个取出来，放在专用的氟橡胶托盘上。
那些密封圈在他失去两根脚趾尖的那一夜被他的大衣裹着，在零下三十度的实验室里挨过了一整夜没有冻裂。现在它们躺在恒温恒湿的无尘室里，旁边是一台全新的液氦冷却泵。但他没有直接把旧密封圈装到新泵上，而是先拿起一个密封圈，放在灯光下看了很久。
然后他用指尖沿着密封圈的橡胶表面摸了一圈，闭上眼睛，感受橡胶的弹性。那是一种很细微的触感——在零下三十度冻硬过的橡胶和从来没冻过的橡胶，硬度差了不到百分之一。但他的指尖能摸出这百分之一。他在大衣里裹了一整夜的不是密封圈，是他做了五年的实验。他的指尖记得每一个密封圈应该有的硬度。
李家港站在无尘室外面的观察走廊里，透过双层钢化玻璃看着这一切。沈嘉仪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人员清单——三十二位前苏联科学家，五个城市，七个研究所。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从基辅到明斯克，从新西伯利亚到深圳。行程上万公里，经停四个国家，用了包机、货机、火车、卡车四种运输方式。所有合同全部执行完毕——全部采用恒温实验室、家人同行的标准聘用方案。
“全部到岗。”沈嘉仪的声音很平，像是在汇报一笔已经交割完毕的跨境并购。“所有设备和实验数据同步到位。科洛廖夫的mbE今天下午可以通电调试。库兹涅佐夫已经确认液氦冷却泵完好——包括他裹在大衣里的那套备用密封圈，一个都没冻裂。”她顿了顿，“李生。你这次一共花了不到硅谷猎头们三成的开支——但他们只招软件工程师。你招了全苏联最好的半导体物理学家。”
李家港没有回答。他看着无尘室里那些穿着白色无尘服、正在调试设备的科学家——科洛廖夫在教深圳本地的年轻工程师怎么操作mbE的控制面板，他的手势很慢，每一个按钮都先用手指指一下，再用俄语说一遍，等翻译翻成中文，然后才按下那个按钮。阿尔费罗夫在黑板上画了一组偏微分方程，写完之后把粉笔搁在粉笔槽里。
那截粉笔是全新的，大概八厘米长，但他只用了一毫米。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节省粉笔，不是因为粉笔不够用，是习惯。库兹涅佐夫已经把密封圈全部检测完毕，现在正坐在实验台前，用右手捂着左手手背——不是因为冷，无尘室里恒温，也是习惯。
他在基辅的储藏室里裹着旧报纸写报告时就是这样的姿势，这个姿势帮他完成了极低温量子阱光增益谱的测量。现在他用同样的姿势在写新的实验计划，左手的无名指上还套着那个橡皮筋，橡皮筋另一端系着一支全新的自动铅笔。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是他自己系上去的。
“芯片的底层是什么。”李家港忽然开口。
沈嘉仪没有回答。她知道他不是在问她，是在自言自语。
“是数学。是物理。是那些在暖气停了的实验室里，用绑在手指上的粉笔头在黑板上写了四年偏微分方程的人。是那些用大衣裹着液氦泵密封圈在零下三十度实验室守一整夜的人。
是那些用石墨条在白纸上记录光谱线波长小数点后第三位的人。他们不是废铁——他们是全世界最强的‘大脑’。你刚才说硅谷的猎头只用了我们三成的钱。
但他们招不到这些人。因为他们只招写代码的。我们不招写代码的——我们招在黑板上写偏微分方程的。代码会过时。偏微分方程不会。”他转过身，从观察走廊走向他自己的办公室。
“把他们的数据和我们的工艺整合——从基础物理到芯片制造，全部打通。没有他们，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抗衡硅谷。现在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