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四月，香港的天气已经开始热了。中环的写字楼冷气开得很足，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街上的人穿起了短袖。但有些东西跟天气没关系——地价还在跌，移民公司的广告还在见报，茶餐厅里关于要不要走的讨论没有停过。
李家港在那段时间做了一件事。他联络了香港几个老牌华资家族——做航运的董家、做纺织的陈家、做地产的郑家——在一个没有公开的晚宴上坐在一起。地点在中环一家私人会所的包间，桌子不大，八个人。李家港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维港的夜景。
那天晚上没有人拍照，没有媒体报道。后来楚梦瑶在内部纪念文集中写过一笔，说那是一根看不见的绳子。
晚宴上李家港说的话不多。他的习惯是在别人都说完的时候才开口。几个家族的代表各自讲了讲自己的判断——有人打算把一部分资产转移到新加坡，有人打算卖掉几栋楼换取现金，还有人还在犹豫，没做决定。
最后一个轮到他。他放下筷子，说了一句话：
我打算在香港再投一百二十亿。
桌上安静了几秒。董家的代表放下酒杯，看了他一眼。什么时候？
已经在做了。
为什么？
李家港想了一下。因为这个城市，不可能倒下。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信，那它才真的会倒。
陈家的代表问了一句：如果1997之后经济不如预期呢？
那就扛。
怎么扛？
扛的方式，就是我们坐在这里。李家港看了一眼桌上的人，如果我们几家的钱都走了，香港还剩什么？几栋空楼，几个没人住的豪宅，还有一批等着被清算的华资企业。剩下的就是——被外资买走。便宜的。
没人接话。过了很久，郑家的代表——一个头发已经全白了的老人——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说了一句话。
我年纪比你大。我见过英国人来的那一年，也见过日本人来的那一年。每一次都有人说香港完了。每一次都没有。
他放下茶杯。你这一百二十亿，我跟你。
那天晚上晚宴结束的时候，李家港在会所门口站了一会儿。五月的风从海面上吹过来，不冷不热，带着一点咸味。他想起了1983年港元危机那次，福伯说你现在是千军万马的统帅了。十四年过去了，千军万马还在。
那一周里，他陆续接到了几通电话。董家说考虑好了，会调整资产配置，不会大规模外流。陈家说旗下的纺织厂不会迁走，还会继续在香港保留产线。郑家更直接——他们把自己名下的一栋写字楼从名单里撤了下来。
李家港没有在公开场合提过那顿晚宴。但消息还是在商界传开了。后来有一个证券分析师在研报里写：香港的华资家族正在形成一种默契——不是联盟，是共识。
五月，沈嘉仪从上海回香港，带了一份分析报告。报告里有一组数据：1997年第一季度的资本外流速度比1996年同期放缓了大约四分之一。虽然还是在大规模流出，但趋势在变。她把报告放在李家港桌上。
比预期好。她说。
李家港翻了翻。你觉得是因为那顿晚宴？
不全是。但有一部分是。沈嘉仪看着他，你做的事情不只是在买资产。你在买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信号是——有人信。
李家港合上报告，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他看着窗外，忽然问了一句：启明的实习安排好了？
沈嘉仪笑了一下。你儿子下个月到港湾投资报到。我已经让人给他留了一个工位，在角落。
为什么在角落？
因为他不是来参观的。
六月初，李启明从伦敦回来了。他在希思罗机场上飞机的时候，背包里揣着一本剑桥经济系一年级的教材，书页上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飞机降落在启德机场的时候，他隔着舷窗看到了维港——那个他每年暑假都会看到的画面，船在走，楼在亮，跟以前没什么区别。
但他母亲在机场接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爸最近很忙。
启明背着包，跟方洁瑛往外走。忙什么？
忙着让别人相信香港不会变。
启明没有接话。他低头看了一眼背包带子上挂的一枚小徽章——那是他临走前沈知远塞给他的，港湾投资的标志，银色的小圆牌。沈知远说：戴着，别丢了。
第二天一早，启明出现在港湾投资的办公室。沈嘉仪让人给他安排了一个靠窗但偏僻的角落工位，桌上有一台电脑、一部电话，还有一沓厚厚的资料——全是香港1997年第一季度的地产交易记录。第一页贴了一张便签纸，上面是沈嘉仪的笔迹：一周之内，看完。不懂的问，不要装懂。
启明坐在那个角落里，翻开第一份资料，看了整整一个上午。中午饭是楼下茶餐厅的冻柠茶和菠萝包，他坐在工位上吃的，一边吃一边在看。下午三点，他给沈嘉仪发了一条信息，问了一行数据里的两个术语。沈嘉仪回了三个字：自己查。
他查了。查了四十分钟，找到了答案，然后把注释写在资料旁边的空白处。那天他走的时候是晚上八点，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个人。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脖子，看了一眼窗外。维港的灯亮起来了，隔着玻璃幕墙看过去，那些灯光有点模糊，但还在。
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然后收拾东西下楼，走进香港五月的晚风里。街上的人不多，有一对情侣在公交站等车，有个老头在路灯下看报纸。那些画面跟他在伦敦看到的很不一样。他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但他站在那儿的时候，想起母亲在机场说的那句话——忙着让别人相信香港不会变。
他不知道父亲在饭桌上说了什么。但他知道他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