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十月，亚洲金融风暴蔓延到香港的时候，沈嘉仪已经提前做了四个月的准备。她比任何人反应都快——这不是运气，是她从七月份开始，每天晚上在香港的办公室里看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汇率数据，看那些东南亚国家的外汇储备和短期外债比例。她在七月底给李家港发过一封邮件，只有一行字：泰铢撑不了多久。香港要做好准备。
李家港回了一行字：你做。
从八月到十月，沈嘉仪做了三件事。第一，把港湾投资在全球的现金储备从百分之三十提高到了百分之五十五。第二，逐步减持东南亚相关的股票和债券，把资金转移到港币和美元现金里。第三，在所有她能影响的银行关系里，悄悄调整了信贷额度——不是借钱，是确保需要的时候能借到。
第三件事最难。因为那时候市场还没有崩盘，大部分人还觉得东南亚只是一个小范围的波动，不会波及香港。沈嘉仪去跟几家合作银行谈的时候，对方的信贷部主管都问同一个问题：沈小姐，你是不是太悲观了？
她没有解释太多。她只是把一组数据放在桌上——泰国的外债结构、印尼的政治风险、马来西亚的贸易逆差——然后说了一句：我只是想在事情发生之前，把该做的做了。
十月初，恒指开始下跌。刚开始跌得还算温和，市场把原因归为东南亚传染。但到了十月二十日前后，跌势加速了。媒体开始用这个词。银行间拆借利率飙升，港元汇率受到压力，有些中小型企业的贷款被银行提前收回了。街头开始有人讨论会不会像泰国一样。
沈嘉仪在那段时间几乎没有离开过办公室。她住在港湾投资旁边一间公寓里，走路五分钟。每天凌晨两点左右回家睡四个小时，早上六点又出现在办公室。她办公室里有一面白板，上面画了一张复杂的资金流向图，箭头密密麻麻，看久了会头晕。沈知远有一次周末从上海来香港，站在那面白板前面看了很久。他十二岁，但已经能看懂大概。
他问，这些箭头，是钱在走？
为什么有的是红色的？
红色是进来的，蓝色是出去的。
沈知远又看了一会儿。红色比蓝色少。
沈嘉仪停下敲键盘的手，转头看了他一眼。你担心？
不担心。沈知远说，因为你看到蓝色比红色多的时候，你没有停。
沈嘉仪看着自己的儿子，没有接话。她转回去继续看屏幕，但嘴角动了一下。她后来跟李家港说起这件事，李家港说：他比你年轻的时候还冷静。
那是我生的。
也是我生的。
金融风暴最凶的时候，港府决定入市干预。1997年十月下旬，港府宣布动用外汇基金在股市和汇市同时干预。消息出来的当天，李家港在创世纪总部开了一个内部会议，只开了二十分钟。他在会上说的话不多，核心只有一句：港府入市，我们跟着入。不是为了赚钱。
沈嘉仪出席了那个会议。她坐在长桌的一端，没有说话。她不需要说话，因为她已经在做了。会议结束后，李家港在走廊里截住她，问了一句：你的资金够不够？
沈嘉仪站在走廊的窗口前，看着窗外。中环的天灰蒙蒙的，十一月快到了。够。但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我打算把港湾投资的杠杆放大到三倍。
李家港看着她。风险呢？
风险很大。但这件事不是风险的问题。
那是什么？
沈嘉仪转过身来。是选择的问题。如果市场守住了，我们现在投入的每一块钱，都是在帮香港站稳。如果守不住——她停了一下，那就没有了。
李家港没有立刻回答。他站在那里，看着沈嘉仪。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头发挽在脑后，脸上有一些疲惫的影子，但眼睛是亮的。他想起1982年，沈嘉仪在银行信贷部追出来拦住他，说让我看看你的图纸——那双眼睛跟现在一样。
他说。
港湾投资在那段时间的操作没有公开。沈嘉仪用了十几个账户，分散在不同的券商和银行里，每天凌晨进场，稳定买入港股和港币。她的体量不大——跟港府的外汇基金比起来很小——但她做得非常精准，每一次买入都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每一次都不多，但每一次都踩在反弹前的那个点上。市场后来评价说港湾投资的时机把握得像有内幕消息，其实不是。沈嘉仪只是看了足够多的数据，然后在数据最难看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判断。
十月底，恒指在一万点附近稳住。十一月初开始反弹，速度不快，但方向是向上的。港元汇率回到了联系汇率的安全区间。市场信心在慢慢恢复。沈嘉仪在那个月的一周里只睡了不到三十个小时。十一月六日那天晚上，她在办公室里关掉了所有屏幕，坐在椅子上闭了一会儿眼睛。门没关，沈知远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
妈，你该回家了。
沈嘉仪睁开眼，看到他站在门口，手里端着水杯。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才。门没关。
沈嘉仪接过水杯，喝了一口。作业写完了？
写完了。
那你——
我等你一起回去。
沈嘉仪抬头看着自己的儿子。十二岁，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说我等你一起回去。她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她没让眼泪流出来，站起来拿起外套。走吧。
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沈嘉仪牵着沈知远的手。她已经好几年没有牵过儿子的手了。沈知远没有挣开，也没有说话。两个人走在香港十一月的街头，风有点凉，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沈嘉仪忽然说了一句：知远。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沈知远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但我想像你一样。
像我一样？
嗯。像你一样——有事做。沈嘉仪握紧了他的手，没有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