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天，李启明从港湾投资的暑期实习正式结束，回了剑桥。
他走的前一天晚上，方洁瑛在他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启明在收拾行李，把书和笔记往箱子里塞，动作不算快。方洁瑛坐在他书桌旁边的椅子上，看着他收拾，没怎么说话。
启明把一个文件夹放进箱子，你那个贵州的画室，明年还去吗？
我暑假回来，能不能跟你去一趟？
方洁瑛看着他的背影。你怎么突然想去看？
启明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身。我在港湾投资做了一个暑假，看了一堆账本、报表、交易记录。学到很多东西。但我想知道——钱之外的东西，长什么样。
方洁瑛没有立刻回答。她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坪上乡的时候，启明还在伦敦，他打电话来问她那边怎么样，她说路不好走，但风景很好。当时启明在电话那头说了一句那挺好的。她以为他只是客气。现在看来他记住了。
方洁瑛说，明年暑假，我带你去看。
启明点了点头，继续收拾行李。
同一时间，沈知远在上海。他十三岁了，九月开学上了初中。那所学校的数学老师在上课第一天就注意到了他——他坐在最后一排，不怎么抬头，但每次老师在黑板上写错一个数的时候，他都会在下面小声说。老师问了几次有没有问题，他都不举手。但下课后他走到讲台旁边，把那个写错的数改过来了。
老师后来跟沈嘉仪打电话，说：沈女士，你儿子数学很好，但上课不太积极。他是不是不太喜欢跟人交流？
沈嘉仪在电话那头想了想。他不是不喜欢交流。他只是觉得大多数话不值得说。
老师沉默了几秒。那您觉得——
不用特别管他。他该说话的时候会说的。
后来沈嘉仪把这件事告诉了李家港。李家港听完，没有评论。但他想起1996年沈知远在港交所看台上说的那句话——大多数看的是数字，不是数字背后的东西。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说这种话，本身就说明他不是那种需要被的人。
1997年十月的一个周末，沈嘉仪带沈知远去了一次上海证券交易所。她有一个朋友在那边的研究部，提前打了招呼。沈知远走进交易大厅的时候，没有像其他同龄孩子那样东张西望。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报价屏，然后走到一个角落的终端前，看上面滚动的交易数据。
沈嘉仪站在他后面五步远的地方，没有跟过去。过了大概十五分钟，沈知远走回来，抬头看着她说了一句：今天的成交量比上周五低了百分之七。但价格没跌多少。
沈嘉仪看着他。你觉得为什么？
有人在接。
沈知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知道。可能是机构，可能是外资。但有人在接。
沈嘉仪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她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带着沈知远离开了交易大厅。外面是上海十月微凉的空气，梧桐树叶在落。沈知远走在前面，脚步不快不慢，背挺得很直。沈嘉仪看着他的背影，想起自己小时候——她也是这样的人，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都不说。后来她花了很长的时间学会说。但沈知远才十三岁，已经比她当年会说的时候早了很多。
那一年秋天，李家港在创世纪总部开了一个内部会议。阿强、林知夏、楚梦瑶都在。会议的议题不是生意，是下一代。
李家港在会上说了一句话：我想了很久。启明和知远，一个在剑桥，一个在上海。一个学经济，一个还在读中学。他们走的路不一样。但我希望他们记住一件事——不管走哪条路，根是一样的。
楚梦瑶在笔记本上记了这句话。后来她写内部纪念文集的时候，把这段话放在那一年的章节里。她在下面加了一句注释：根是一样的。他说的，不是企业，不是钱，是科技救国四个字。她写完之后把这段话念给李家港听，李家港说：你写得好。比我说的清楚。
那年冬天，启明从剑桥发了一封邮件回来。邮件是群发的，收件人是他父母和沈嘉仪。正文很短，只有几行。他说他正在做一篇论文，题目是《跨国企业技术转移的路径选择》。他在论文里把创世纪当成了一个案例——从收音机到电脑，从组装到研发，从买技术到做技术。他写的是经济学，但内容里全是工程。
方洁瑛看完邮件之后转发给了李家港。李家港在办公室看完，回了一行字：他学的是经济。但他没忘技术。
方洁瑛看着那行字，没有回复。她走到画室里，拿起画笔，在一幅新的画布上画了一棵树。树根粗壮，埋在土里看不见，但地面上露出来一小截，棕色，结实。树干分成了两个岔，一个向西，一个向东，都有枝叶。画面右下角写了一行小字：两种教育，一棵树。
她把画晾干之后挂在了画室的墙上。后来启明暑假回来看到那幅画，站了很久。他没有问他母亲那是什么意思。他觉得他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