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二月七日，周六，早上七点半，山顶大宅饭厅。
天刚亮透，维港上头浮着一层薄雾，渡轮的汽笛隔着一层雾传上来，闷闷的。长桌上摆了一碗面，两只菜心，一只煎蛋，蛋边煎得焦黄。筷子搁在碗沿上，摆得端端正正。
去年这个时候，饭厅夜夜摆两桌，应酬的请帖堆满门口的柜。今年柜面干净，只压着几张贺卡，都是从厂里、从写字楼送上来的，没有一张带衔头。
汤底是阿姐昨夜就吊起的，面今早现落。方洁瑛解下围裙，在他对面坐下。
“去年九月，正日子那晚，你在会议室。”她说，“福伯煮的面，你食了三口，纽约的电话就到了。六十岁的人，一碗长寿面都食不安乐。今日补，不赶时间，慢慢食。”
李家港坐下，捞起一箸面。葱花浮在汤面上，是三十年前天台上那碗的做法。那一晚的灶是砖头砌的，风一吹，火苗贴着锅底跑。
“淡了。”他说。
“你三十岁那碗是我煮的，盐放重了，你话好食。”方洁瑛往碗里添了半勺汤，“六十岁，盐要少食。往后的日子长。”
“《风暴中的灯》呢？”她又说，“博物馆的人来问过两回价，我没卖。”
“不急。”他说，“好画等得起地方。”
她把碗边一粒葱花拈走：“落昼我返画室，新幅画画到第七稿。”
李家港看她一眼：“慢慢画。”
走廊那头传来手杖点地的声音。福伯走到门口，手扶着门框站定。
“少爷，长命百岁。”
“福伯，坐。”
“我企一阵。”福伯望着那碗面，“面要食晒，先算数。你阿爷开厂嗰阵，全厂得一部电话，装在账房，响一声，成条街都听见。你而家公司一日的电话，多过佢一世。”
李家港把面食完，连汤底。
福伯从怀里摸出一只旧信封，推过桌面。封皮上两个字，少爷。
“六十大寿，我都要封利是。”他说，“两张十蚊纸，一九七八年版。你接手间厂嗰年印的，我留咗三十一年。”
信封里两张十蚊纸，纸边磨圆了，洗得发白。李家港看了两眼，折好，放进西装内袋。袋里还有一张折了几折的纸，是十月里那张。
福伯看着空碗，点了一下头。走到门口，他停了停，回头。
“少爷。”
“嗯。”
“三十一年前，你接手间厂嗰晚，都系落雨。好多人话你顶唔顺。”福伯把手杖顿了顿，“第二日看你食得落两碗饭，我就知你顶得顺。”
李家港起身，把他送到走廊口。
“落昼过来，食橙。”
上昼九点，书房。
秘书送进来一只托盘，托盘上三样东西。
第一样，一份传真。一本美国财经杂志的年度富豪榜，初稿，请本人核对。初步排位，全球第十一，华人第一，估身家二百三十亿美元。杂志想派摄影队来山顶拍照。
秘书站在桌边：“李生，全香港几多人挤破头，都上唔到呢张榜。”
“去年榜头嗰排人，今年剩几个？”
秘书翻了翻附页：“一半都唔到。雷曼之后跌落去的，榜上都唔肯印名。”
“覆八个字。”李家港把传真翻过去，“榜单照登，不用核对。”
秘书笔快，记下了。他又补一句：“再帮加八个字，榜年年换人，牌子三十年先算数。”
“影相嗰样呢？”
“拍厂，唔拍屋。”
秘书应了一声，走到门口又被叫住：“榜单嗰页，留低。”那页纸留了下来，压进了抽屉最底层。
第二样，集团一月的财务快报。他一页一页看，一支笔逐行勾。
员工在册五万四千，九月十五日到今日，一个没裁。受援的三百一十七家供应商，九十一家还清，二十二家提前。账上现金折港币一千一百亿，一年零四个月，没发过一股新股，没借过一笔短债。曙光一月出货六十万台，两条新线爬坡，葵涌的柜，一月多过十二月。再底一页是研究院的，芯片流片排期，排到十月，他把这页圈了一下。最底一页是美国银行的，亚洲分行一千二百人，一个没动。
勾完，他把快报合上，压在那份传真底下。
“都系数字。”
第三样，一封信，观塘寄来的。信纸皱，字写得大。做精密冲压的那位厂东，救援那笔钱上个月提前还清，比约期早了四个月。信末讲，厂里几十个伙计夹钱买了两箱橙，寄去深圳厂，给上年帮过他们的师傅，一人分两个，过年食个大吉。信封里另有一张相，新车间的冲压机，铭牌上的出厂日期，是上个月。相背后一行字：多谢。观塘精密冲压全体伙计。
李家港把相摆上台面，望了一阵，才收。信看完，折好，收进抽屉。
“橙到了，摆饭厅。”他朝门外讲，“洗一盘出来，人人食得到。”
阿姐落昼送橙去书房，盘里多了一只，留福伯。
秘书收托盘的时候问了一句，晚上屋企食饭，还是外面有应酬。
“屋企。”
下昼四点，沈嘉仪来电话。
“推演模型第一版，月底交。”她说，“七条短板，圈好了。”
“留一条，我自己圈。”
“哪一条？”
“圈完先讲。”
“模型猜不到日子。”
“猜得到短板。”他说。
挂线之前，她多讲半句：“生日快乐，补的。”李家港应了一声，收线。
下昼五点，他翻开爷爷那本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
笔尖悬了一阵，落下去，写了四个字：下一个十年。
底下列条目。头两行写得顺，一行深圳，一行上海。写到第三行，笔停住了。那件事的方向他记得，日子记不清，连年份都拿不准。
他往前翻。九月那几页的空白格子还在，再往前一页，两个划掉的年份。他望了一阵，笔搁下了，一个字没添。五十岁那年，这一页他写满过。六十岁这年，他只写了两行。
他合上笔记本，推到台灯边上。拇指在食指关节上摩挲了两下。窗外有船笛，长长一声。
傍晚六点，他上天台站了十分钟。中环的楼，亮灯的比上个月多。他一栋一栋数过去，数到四十七栋，风把袖口吹得贴住手臂。山脚下渡轮靠岸，人流涌上码头，密密麻麻，比上个月多。他数完灯，落楼。
夜里十点半，方洁瑛进来收茶杯，看了一眼空托盘。
“三样嘢，冇一样要我问？”
“得一样。”他说，“迟啲讲。”
她没再问，收了杯子出去。门带上之前，她回头讲了一句：“面碗留定，明年仲要补。”
十一点，书房只剩一盏台灯。
书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一九七八年的黑白照片。天台上，两个年轻人并肩站着，山下面，是一城将亮未亮的灯火。
他从抽屉最里格，取出一张黄底便签。笔尖在纸上点了一个点，笔帽拧开。
第一个名字，一笔过。第二个名字，笔停了一停。第三个名字写完，他把三个名字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看了很久。
三个名字，一个管厂，一个管钱，一个管研。笔在纸角点了个点。
便签的抬头，另有两个字：草稿。
他把便签折成四折，翻开笔记本，夹进爷爷相片那一页的后头，再把笔记本放回抽屉，推严。
台灯拧熄。他起身出去，书房门虚掩。走廊口，饭厅留的那盏灯还亮着，果盘里，两只橙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