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业二年十月。一场风暴从南海上来，没有征兆。
上午还是晴天，午后天就黑了。云压得极低，海面上翻起白浪。罗勇港的渔民看见天色不对，纷纷往港湾里跑。
何水生第一个反应过来。
“所有船进港！落帆！加固缆绳！”
破浪号刚下水两个月，还泊在码头边。何水生带人把破浪号的缆绳从三根加到七根，每根绳子都绕在系船桩上打了死结。
“桅杆放不放？”船员问。
“不放。”何水生看着天色，“放了桅杆，船就没了主心骨。撑住。”
风暴在傍晚到了。
风不是吹的，是砸的。雨点打在脸上像碎石子。码头上的木板被掀起来飞，铁皮屋顶卷上天，像一片树叶。
破浪号在港湾里剧烈摇晃。缆绳绷得吱吱响，有一根断了，船身猛地偏了半丈。
“补缆！”何水生吼。他自己冲上前，抱住系船桩，用身体压住绳子。雨水灌进他嘴里，他吐了接着喊，“左边第二条！拉紧！”
六个人拉断了手，才把新缆绳套上。
港湾里不止破浪号。还有十几条商船、二十多条渔船。渔船小，经不起这么大的风。有三条被吹翻了，渔民落水。
何水生看见有人在水里挣扎，扔下一根绳子。但风太大，绳子被吹回来。
这时候，一个马来渔民跳进了水里。
他叫邦央。就是那个跟林大福争泊位的邦央。五十多岁，瘦得像根竹竿，但游起水来像条鱼。他一只手拖着绳子，一只手划水，游到翻船的渔民身边，把绳子套在落水者身上。
岸上的人拉绳子，邦央在水里推。一个，两个，三个。他把三个渔民推到了绳子边，自己被浪打得退了两次。
最后一个救上来的时候，邦央的力气用尽了。岸上的人把他拉上来，他趴在码头上吐了半桶海水。
“你这老东西，”何水生蹲在他旁边，“不要命了？”
邦央翻了翻白眼，喘着气说：“水里的那个，是林大福的伙计。”
林大福的伙计——就是那个跟他争泊位的林大福的手下。
何水生愣了一下，然后拍了拍邦央的背。
“行。你这条命，值。”
风暴肆虐了一整夜。
第二天清晨，风停了。罗勇港一片狼藉。
码头被冲毁了一半。仓库的屋顶掀了，存在里面的两千石粮食泡了水，一半发了芽。三条渔船翻在港湾里，桅杆朝下。街上的竹棚全倒了，像被巨人踩过。
何水生检查了破浪号。船身没大碍，但船舷的木板裂了一条缝，桅杆底座松了。他蹲在甲板上摸着那条裂缝，脸色铁青。
“三个月。”他低声说，“三个月才能修好。”
朱慈炯在风停后第一时间上了城墙。
城墙还在，刘大锤修的石头城墙扛住了风。但城墙上架的火炮有两门被风吹歪了炮架。
他站在城墙上往下看。码头毁了，仓库塌了，街上的棚子全倒了。但有人在动了。
华人出来了，开始搬木头修棚子。马来人出来了，开始清理街道上的瓦片和树枝。暹罗人也出来了，帮忙把翻倒的渔船翻过来。
没有人指挥。没有人下命令。就是各干各的，干着干着就干到一起去了。一个华人木匠修棚子缺钉子，旁边的马来铁匠从自己铺子里翻出一把送过去。一个马来老妇人搬不动塌了的竹墙，两个华人兵丁路过帮她抬了。
朱慈炯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
素帕玛在当天中午带了一队暹罗妇女到码头。她们挑着饭担子，一桶米饭，一锅鱼汤。不是朝廷安排的，是她自己组织的。
“吃完了再干。”素帕玛把碗递给一个浑身湿透的华人木匠。
木匠接过碗，愣了一下。他以前没跟暹罗人说过话。
“谢了。”他说。
素帕玛笑了一下，没回话，转身去给下一个盛饭。
朱慈炯在城墙上看到了这一幕。
“记下来。”他对身边的文书说，“今天的风暴，死三人，伤十一人。码头损毁过半，仓库粮食泡水两千石。但——”
他顿了一下。
“但没有人跑。所有人都在修。华人、马来人、暹罗人，一起修。”
文书等着他继续说。
“记下去。”朱慈炯说，“天灾不分族裔，人心也不该分。”
灾后重建花了二十天。码头重新铺了木板，这次桩子打深了一倍。仓库的屋顶换了瓦片，不再用铁皮。破浪号的裂缝补了，桅杆底座加固了。
何水生在修船的时候，发现邦央每天都来。不说话，就蹲在旁边看。
“你看什么？”何水生问。
“看你怎么修船。”邦央说，“我打了一辈子鱼，不会修船。”
“你想学？”
“我老了，学不了。”邦央摇头，“但我孙子可以。他十一岁，手脚灵活。你收不收？”
何水生打量了他一下。一个马来老渔民，要把孙子送去学造船。
“收。”他说。
风暴过后的第三天，朱慈炯在码头上遇到了那个马来老妇人——就是那个蹲在码头晒鱼干的、问他是做什么生意的老婆婆。不，不是同一个。是另一个。
这个老婆婆拉着一个华人小孩的手。小孩大概五六岁，满脸泥巴，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这是谁的孩子？”朱慈炯问。
“他爹娘在风暴里没了。”老婆婆说，“我把他领了。我家还有两口饭，多一张嘴饿不死。”
朱慈炯蹲下来，看着那个小孩。小孩怯生生地抬头盯着他看了一眼，又低下了头。
“你叫什么？”
“阿宝。”小孩小声说。
“阿宝，”朱慈炯摸了摸他的头，“以后跟着阿婆，好好过。”
他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五两银子，塞在老婆婆手里。
“给孩子买几件衣裳。”
老婆婆推了一下，没收。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她问，跟八打雁那个老婆婆问的一模一样。
“皇帝的生意。”朱慈炯说。
老婆婆笑了一下。“又是皇帝的生意。”
她拉着阿宝走了。阿宝回头抬眼看了看朱慈炯，又低下头，跟着老婆婆的步子走。
朱慈炯站在原地，看着他们走远。
风暴把码头吹散了，把棚子吹倒了，把船吹翻了。但有些东西，风吹不走。
罗勇港以东二十里的山坳里，有一片不起眼的竹棚。
棚子外面挂着一块木牌，写着“方记药坊”。方圆五里没有人家，山路崎岖，连砍柴的都不爱往这儿走。但棚子里面的东西，比罗勇港的银库还重要。
方士元在炸药。
不是炸着玩。他在配火药。
火药的方子不稀奇，硝石七成、硫磺一成、木炭两成，凡读过《武经总要》的都知道。但知道方子和配出好药是两回事。差一分，药就废了。差半分，枪就炸膛。
方士元是福建泉州人，祖上三代做鞭炮。他爹做了一辈子花炮，到死也就是个穷手艺人。方士元不想做花炮，他想做火药——真正的火药，能打仗的那种。
他十七岁那年偷偷配了一锅，用竹筒装了，点着引线往河里扔。轰的一声，水花溅了三丈高，鱼翻了一片。他爹知道了，拿竹条抽了他半死，说火药是朝廷管的，私配杀头。
他没听。第二天又配了一锅。
后来南下了，在吕宋给陈老大当过管事，管过仓库，算过账。陈老大死后他跟着朱慈炯到了暹罗。朱慈炯问他会不会造火药，他说会。朱慈炯给了他十两银子、一间棚子、三个帮手，说了一句话：“给我造出比荷兰人好的火药。”
方士元花了两年。
头半年全在试硝石。暹罗的硝石杂质多，炼出来的药力不够。他跑了半个暹罗，最后在洛坤山里找到了一种岩硝，含硝量比普通硝石高两成。
第二半年试木炭。不是什么木头都能烧炭。他试了十几种——柚木太硬、松木太油、竹子太脆。最后选了一种赤枝木，烧出来的炭粉细，易燃，灰分少。
第三半年试配方。标准方子是七比一比二，但方士元发现，如果硝石磨得更细、过筛更严，硝石的比例可以提到七成五，药力能涨一成。
第四半年试颗粒化。粉末火药容易受潮，一受潮就废了。方士元想了个办法——把配好的药粉加少量水，搓成颗粒，晾干。颗粒药不怕潮，燃烧更均匀，也比粉末快了两成。
两年。四百锅试验。炸了三十一次棚子。烧掉了眉毛两次。左手虎口被炸裂过一回，养了两个月才能拿稳杵。
最后他拿出一包灰黑色的颗粒，倒在纸上，点着了引线。
嗤——
火药不是炸的，是烧的。一条火线从纸面窜过，快得像蛇。烧完之后，纸上留下一条焦黑的痕迹，边缘齐整。
方士元拿起纸看了看，嘴角抖了一下。
他用这个药填了一支火枪，在棚子外面朝一棵柚木开了一枪。
铅弹打进柚木三寸深。比荷兰人的药深了一寸。
他拎着那块柚木去找朱慈炯时，手在抖。
朱慈炯看了看弹孔，又看了看方士元烧焦的眉毛和缠着布的虎口。
“值了。”他说。
方士元的眼眶红了。他做了半辈子火药，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这两个字。
从那天起，“方记药坊”就成了明远商号的火药工坊。方士元带着十二个徒弟，每月出药三百斤。大明的每一支火枪里装的都是方士元的药，每一门炮里填的都是方士元的药。
他从不让人看他的配方。十二个徒弟各管一道工序——磨硝的不知道配方，配药的不过筛，过筛的不造粒。只有方士元一个人知道全方子。
朱慈炯问他为什么这样安排。
“师父，”方士元低着头说，“徒弟多了，嘴就杂。不是为了防他们，是为了防万一。哪天我死了，方子还在，分成三截，三截合起来才是全方子。”
朱慈炯看了他片刻。这个看起来木讷的手艺人，心思比谁都细。
风暴过后，方士元的药坊也受了损。竹棚塌了两间，晾药的架子倒了，一批颗粒药泡了水，废了。
方士元蹲在棚子里，看着泡水的火药，一句话不说。
他没心疼药——药可以再配。他心疼的是那个被风吹倒的架子。那架子是他亲手做的，榫卯结构，不用一根钉子。风暴能掀屋顶、能翻船，但不能掀他的架子。
除非架子本身有毛病。
方士元蹲在那儿看了半天，然后站起来，拿起锯子。
“重新做。”他对徒弟们说，“这回用铁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