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业三十四年冬，西历1695年。
紫禁城，奉天殿。
深夜。
他已年逾花甲，鬓发半白、面容苍老、但目光依然锐利。五十一年了，从落魄皇子到天下一统。
但他还没有停。
案上摊着一张舆图，烛火映着山川河流的墨线。他的手指从南洋划到北方，停在黑龙江流域。
北方，西伯利亚。沙俄的据点像钉子一样扎在黑龙江两岸，六十年间从乌拉尔山一路东推到太平洋。罗刹人不种地、不放牧，他们要的是皮毛和土地。每推进一步，就筑一座木城、立一个十字架，把当地牧民编户齐民。他不能让沙俄继续吞，黑龙江是大明的底线。越过黑龙江，就是辽东，就是北京。
他的手指移到东方。东瀛。德川幕府锁国数十年，太平但技术停滞。锁国就是把自己关在笼子里，笼子里安全，但鸟飞不高。他得替他们开门。不开门的邻居，要么饿极了咬人，要么被人利用。他不想等东瀛被罗刹人或西洋人拉过去，才后悔没早伸手。
手指继续移到西方。中亚。准噶尔汗国还在草原上游弋，丝绸之路需要辟通。通商路断了一百年了。西域不通，嘉峪关以西就是化外之地。不打通，帝国的西边永远是一道敞着的口子。
但他知道，他不可能全去了。他老了。剩下的路，要交给下一代人。
他从案头拿起一封太子的条陈。朱和垠写的是关于黄河修堤的预算，数目算得清清楚楚，末尾还提了一句“臣以为，治河之费不可省，省则三年后溃堤，所失十倍于所省”。朱慈炯看完这一句，点了点头。太子十五了，开始有点样子了。但还嫩了些，撑不起这么大的局。
他明白一个道理——不能什么都做，得挑最重要的三件事。他拿起毛笔，在地图上画了三个圈：北，尼布楚；东，长崎；西，伊犁。
三个方向，三次远征。
“够了，”他喃喃道，“先打下这三个地方，其余的交给后人。”
他六十四了，不怕死，但怕死得太早。太子还太年轻，接不住这么大的盘子。他得在自己还能动弹的时候，把最难的仗打完，给太子留一个没有硬骨头的天下。
沙俄不会因为换了主人就收手。他提起笔，写了一道密旨给宁古塔将军：“严密监视罗刹人动向。不得主动出击，但若越境掳掠我边民，可就地反击。速遣通译赴尼布楚，递朕国书，邀罗刹守将谈判。”
写完密旨，他又加了一行小字：“谈判时，带上火枪手两百人。不必说话，站在那儿就行。”
他把密旨封好，交给值夜太监，“明日一早发出。”
他又翻出两份奏折。一份是赵铁柱从哈密送来的，说西域屯田已见成效，军粮能自给七成，但准噶尔骑兵仍在草原上飘忽不定，打不散也抓不住。赵铁柱在折子里骂了一句“这帮人跟沙子一样，握不住”。朱慈炯提笔批了四个字：“那就别打。”堵住水草丰美之处，断其粮道，逼他们自己散。这正是打准噶尔的法子。
另一份是施琅从青岛送来的。施琅七十三岁了，字迹已经发抖，但条理依然清晰。他报告说东洋舰队已整训完毕，随时可以封锁长崎。末尾加了一句“臣老了，海上风浪吃得消，岸上的冬天吃不服”。朱慈炯看到这句，沉默了一会儿。施琅也老了。何水生已经走了，刘大锤也走了。第一代打天下的老人，一个一个在凋零。
他在施琅的折子上批道：“卿自保重。东瀛之事，不急在一时。”
太监走后，大殿只剩他一人。北风从窗棂缝隙灌进来，冷得像刀子。他呼出一口白气，那团雾在烛光中散开。
王安端了一碗姜汤进来，步子比从前慢了。老头子六十多岁了，背佝偻了，但手里端的碗稳得很。
“殿下，夜深了。”
朱慈炯接过姜汤，喝了一口，辣得胃里发热。王安站在一旁，看了眼地图上的三个圈，没问，只是替他拨了拨烛芯。
“王安，你说朕是不是太贪了？”
王安想了想，“殿下从吕宋打到北京，每一步都不贪。是人家不让的。”
朱慈炯笑了一声，“你倒会替朕说话。”
“奴婢说的是实话。”
王安走后，朱慈炯想起陈婉儿在隔壁偏殿记账，她比他更怕冷，每到冬天裹成粽子，手炉脚炉一个不落。她常说，“南洋的太阳把我的骨头晒软了，到了北方又冻硬了。”
他笑了一下，然后收起笑容。奉天殿是议事的地方，不是笑的地方。
他最后看了一眼地图上那三个圈，吹灭蜡烛。月光照进来，三个圈像三只不闭的眼睛。
天快亮了，东方的天际线泛出一抹灰白。他推开窗棂，冷风灌进来，像一盆冰水。
“天亮了，”他对自己说。新的一天，新的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