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省规划全国运河疏浚与道路整修。
隋炀帝修运河亡了国，但他朱慈炯不会。因为他修运河不是为了游玩，是为了通商。
疏浚工程的第一天，朱慈炯亲自到通州段视察。他蹲在河岸上，抓起一把河泥，黑臭、黏稠、沉甸甸。
“四十年的淤泥，”他掂了掂手里的泥，“比朕想的还厚。”
工部尚书在旁边擦汗，“陛下，通州段最深处淤了三丈，疏浚至少要半年。”
“那就半年。”朱慈炯把泥扔进河里，站起来拍了拍手，“朕给你半年，但半年后朕要看到船从通州开到济宁。”
工部尚书硬着头皮应了，然后在背后嘟囔了一句：“陛下又不是河工，怎么知道半年够不够？”
旁边的副使小声说：“大人，陛下当年在海上逃过命。他比咱们懂泥。”
工部尚书一愣，然后不再说话了。
“路通则商通，商通则民富。”他在诏书中写道，“朕要让天下的路，条条通北京。”
他常说，路通了，人就能动。人能动了，钱就能流。钱能流了，天下就活了。
运河疏浚的消息传到南方，南京的商人们率先动了。
“陛下，”沈万全跪在地上，“草民运了三千石粮来，给河工们吃。不要钱。”
朱慈炯看着他，“你图什么？”
“图路通。”沈万全抬起头，眼里全是精明的光芒，“运河一通，草民的粮船从南京直通北京。以前走陆路运粮，十车到北京剩七车，三车在路上损耗了。走运河，十车到北京剩九车半。省下的那半车，就是草民的利。”
朱慈炯笑了，“你比朕的户部尚书算得还精。”
“做生意嘛，不算不行。”沈万全嘿嘿一笑，“陛下修路，草民出粮。路通了大家都赚。”
朱慈炯没有拒绝，他需要这样的商人。不是只会读书做官的士绅，而是懂得“路通则商通”的实干之人。
“准了。”他说，“但有一个条件，你的粮车回来时，不许空跑。从北京带砖和石灰回去，南京修城墙也缺材料。来回不空，才叫赚钱。”
沈万全眼睛一亮，“陛下做生意，比草民还在行！”
“朕不做生意，朕做规矩。”朱慈炯转身走了，“规矩做好了，生意自然来。”
暹罗“一亩三斗”的赋税制度，比清朝的“一亩五斗”低了四成。消息传到中原，北方各省的百姓议论纷纷。
“南洋的百姓一亩才交三斗，咱们交五斗？”河北的农民在田埂上抱怨。
“人家是行省，咱们是直隶。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大明的百姓，凭什么南洋交得少？”
议论传到了朱慈炯耳朵里，他没有犹豫。
“降。”他对户部尚书说，“全国统一，一亩三斗。北方也降。”
户部尚书吓了一跳，“陛下！北方赋税一降，国库少收三百万两！”
“少收三百万两，百姓多留三百万石的粮。”朱慈炯的声音很平，“百姓吃饱了，才有力气做工、经商、交更多的商税。赋税不是杀鸡取卵，是养鸡下蛋。”
户部尚书张了张嘴，最终没再反驳。他知道，皇帝做生意不行，但看大局比谁都准。
朱慈炯这套理论，说白了就是养鸡下蛋。减税让百姓手里有余钱，有余钱就舍得花，舍得花买卖就多，买卖一多，商税收上来了，朝廷的进项反而比从前多。
户部尚书不懂，但他信皇帝。因为皇帝从来没有在钱上犯过错。
赋税降低的诏书发出去那天，北京城的百姓在门前挂了红灯笼。不是为了庆祝什么，就是高兴。
一个卖烧饼的老汉在街边喊，“大明万岁！一亩三斗！”
旁边的人笑他，“一亩三斗跟你卖烧饼有什么关系？”
老汉瞪眼，“怎么没关系？交的税少了，买烧饼的人就多了！”
朱慈炯在宫里听到了这句，笑着摇了摇头。
“这老汉，比户部尚书懂经济。”
陈婉儿在旁边记了一笔，“陛下，这个老汉叫什么？”
“不知道。”
“臣妾记下来，以后通达堂的教材里可以用。”陈婉儿的笔没有停，“百姓懂的道理，比书本上的管用。”
朱慈炯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但他的嘴角，翘了一下。
他在南洋时听过一句话，“做买卖的人比读账本的人懂行情。”意思是一样的。那个老汉不一定懂什么大道理，但他知道，税降了，买烧饼的人就多了。道理不在书上，在生活里。
赋税降低的诏书发到暹罗时，素帕玛正在巡抚衙门里审一桩田产纠纷。
两个暹罗地主为了一块水田的边界吵了三年，这块田到底属于谁的，连县令都判不清。
素帕玛听完双方的陈述，没有拍桌子、没有发脾气。她只问了一句话。
“这块田，你们量过没有？”
两个地主面面相觑，“量……量过。但每次量的数都不一样。”
“那就用通达堂教的方法量。”素帕玛让女官取来一把规尺，“一亩等于六十方丈。你们自己量。量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谁也别多占、谁也别少吃。”
两个地主拿着规尺去了，半天后回来，田亩数字清清楚楚。三年的纠纷，一把尺子解决了。
素帕玛对女官说，“记住：争田的根本原因不是贪，是量不准。量准了，一半的官司不用打。”
通达堂教算术的意义，不是为了考试，是为了让百姓知道自己的田有多大、该交多少税、不会被糊涂账坑了。
她在暹罗当了五年巡抚，最大的心得就是：制度比人靠谱。人会贪、会偏、会老，但制度不会。一把尺子量到底，谁也没话说。
她抬头看了看暹罗的天空，蓝得像宝石。她想起朱慈炯说过的一句话，“南洋是大明的未来。那是现在，是五十年后。五十年后。南洋的人口会超过中原，南洋的贸易会超过运河。到那时候，阿瑜陀耶就是大明的咽喉。”
她当时不懂“咽喉”是什么意思，但她记住了这句话。她知道，朱慈炯看的东西，比她远五十年。
她低头继续处理公文，案上还摞着十几份待批的文书。修路要钱、建学堂要钱、赈灾要钱，每一份都是伸手要钱的。她拿起笔，在一份修路文书上批了三个字：“准，拨银。”
打仗是破坏，治理是建设。破坏容易，建设难。
这个她治理了五年的地方，终于有了一点家的样子。
朱慈炯站在通州码头上，看着工人们搬运粮草。
运河上，船只来来往往。南方的粮食、布匹、茶叶，通过这条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
“这条河，”他对身旁的工部侍郎说，“是帝国的血管。血管堵了，北京就得饿死。你把运河修好，比打十场仗都管用。”
“陛下，臣明白。臣这就去安排疏浚。”
“去吧。”朱慈炯看着运河水面，波光粼粼，倒映着蓝天白云。
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
工部侍郎走后，朱慈炯独自站在码头上。
一个老船工走过来，跪下磕头，“陛下，草民活了六十年，头一回看到官家修河不收钱。”
朱慈炯弯腰扶起他，“老人家，修河是朕该做的事。不收钱，也是应该的。”
老船工的眼泪流了下来，“好皇帝，好皇帝啊。”
运河上，船只来来往往。朱慈炯站在船头，看着两岸的杨柳。运河两岸，村镇连绵，炊烟袅袅。太平盛世的模样，没有战火，没有流民，只有炊烟和杨柳。
船过临清，两岸的百姓聚在码头上看热闹。有人喊了一声万岁，然后所有人都喊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