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业三十八年，西历1699年。
南拓澳大利亚。
朱慈炯站在那张巨大的世界地图前，手指落在赤道以南那片空白的大陆上。荷兰人先到了，把西海岸叫“新荷兰”。
朱慈炯的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圈。比荷兰人早。这片大陆，是朕先看到的。
他对那片大陆有兴趣，是因为荷兰海图上标过北方有红土地和牧场。先占住再说。
“先占后用”，这是他对领土的一贯态度。
但真正推动他下决心南拓的，是一份意外的呈文。
两年前，弘业三十六年，南洋水师一艘巡逻船在帝汶海遭遇风暴，偏航到了一片陌生的海岸。船长陈大牛是个老水手，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红色的土地、低矮的灌木、奇怪的动物。有一种像兔子但比兔子大十倍的东西，用两条后腿跳着跑。
“那是什么鬼东西？”陈大牛问副手。
副手翻开海图，这片海岸在海图上是空白的。没有任何标记。
“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帝汶岛。帝汶岛没这么大。”
他们沿着海岸走了三天，越走越心惊。这片大陆，大得没边。三天了还没走到头。
陈大牛是个老水手，跑过南洋到东瀛的整条航线。他见过的陆地不少，但没见过这样的。红土地，红得像烧过火的砖窑。灌木矮矮的。叶子硬得像皮革。空气干燥，比暹罗的热不一样。暹罗的热是湿的。人像泡在热水里。这里的热是干的，嘴唇半天就裂了。
“这鬼地方，”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
副手指了指远处，一群用两条腿跳着跑的动物正在灌木丛中移动。灰褐色的毛、短前肢、粗尾巴，跳跃的速度比马还快。
“那些东西，”陈大牛眯着眼看了半天，“是什么？”
“不知道。”副手摇头，“海图上没标过。这地方，可能从来没人来过。”
陈大牛站在船头，看着这片陌生的大陆。他不知道，朱慈炯知道。这是南半球那片大陆的北部。那种用两条腿跳着跑的动物叫袋鼠，别处没有。这片大陆隔绝了不知多少万年，自成一界。
但陈大牛不关心这些，他只关心能不能活。这片大陆看起来荒凉，但海岸水浅、可以停船。淡水也有，河边长着树。能停船、有淡水，就有人能住。
陈大牛回来后写了呈文，“南方有一片未知大陆，幅员辽阔，似无人管辖。海岸平缓、水浅，可停大船。内陆情况未知。”
呈文送到朱慈炯手里，他看着那张草图，笑了。
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澳大利亚。南半球唯一的大陆。他在舆图上看过标注，这片大陆有金矿、有牧场。眼下挖不了在地下矿藏，但金矿和牧场可以。
“占。”他只说了一个字。
地下矿藏暂时挖不了，但金矿可以淘。河床里的砂金，用盆子就能淘。一个壮汉一天淘一到两克，运气好的十几克。一克金子值十两银子，一天就是十到二十两。在中原，一个农民一年也赚不到十两。
所以人会来。挡不住，不如顺势而为。收矿税、设巡检、建秩序。金子流进来，混乱流出去。
早年间，明远商号的船队就在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做过勘测。他们在达尔文港附近建了一个小型补给站，只有十几间木屋和一座简易码头，供远洋船队停靠补水。
如今，这个补给站正式升格为外藩据点。
朱慈炯下诏：澳大利亚北部设南洋行省达尔文府，从南洋和福建迁民三千户。
拓荒者在达尔文港南方的河谷中发现了金矿，虽然矿脉不大，但足以引发一场移民潮。
消息传到南洋和福建后，无数人涌向达尔文港。渔民、农民、商人、冒险家，他们带着铁锹和淘金盘，涌入了那片炎热的红色大地。
三个月内，达尔文港的人口从五百人暴增到八千人。
“金子！有金子！”人们在河边淘金、在山上开矿，那种狂热像一场瘟疫，迅速蔓延到整个南洋。
“派驻军，”他下令，“在矿区设巡检司，维持秩序。同时，对所有金矿征收二成矿税。”
朱慈炯对陈婉儿说过一个道理：靠山山倒，靠金金尽。有些地方挖出了金矿，人就不种地、不织布、不做买卖了。钱来得太容易，人就废了。他见过这种事，也读过这种教训。
“达尔文港不能只靠金子。”他对巡抚衙门下令，“矿税拿去修路、建港、办学，但不许给淘金客发补贴。金子挖完了，他们得有别的事干。种地、打渔、做生意，金子只是第一桶金。有了第一桶金，得自己找第二桶。”
陈婉儿看完这份训令，点了点头。
“你这个人，连做买卖的精明都用在朝廷上了。”她说。
“朕读过古人的教训，靠山山倒、靠金金尽。真正的财富不是地下的金子，是人。人有了本事，到哪都能活。”朱慈炯笑了。
他不知道，此刻已经有一个福建渔民在达尔文港的河边淘出了第一捧金子。有些事不用催，百姓自己会往有活路的地方走。
“你疯了，放着好好的鱼不捕，去什么鬼地方淘金！”
“鱼，能值几个钱？”林阿福蹲在甲板上，搓着粗糙的手，“你算算，一船鱼卖二十两，刨掉油钱网钱船钱，剩八两。八两，一家六口吃一年？”
“那金子就一定能淘到？”
“不一定，但万一呢？”
“金子！”他举着那颗金粒，在阳光下看了又看，眼泪下来了。
他老婆站在河岸边，看着丈夫浑身泥水、举着金子傻笑的样子，也笑了。
“行了行了，”她把手里的篮子往地上一放，“今晚给你炖鱼。”
“哪来的鱼？”
“早上在河边摸的，这地方鱼多得很，都没人捞。”
“没人捞？”林阿福瞪大了眼，在福建，近海的鱼早打光了。他打了一辈子鱼，每天天不亮出海，天黑回来，一网下去能捞十斤就算运气好。
“这地方，河里鱼多到跳上岸。”他老婆蹲在河边洗鱼，“你没见过，大马哈鱼逆流往上游，密密麻麻的。我早上捡了三条，都是自己跳上来的。”
“自己跳上来的？”
“嗯。我跟它们说，别跳了，跳上来就是菜。它们不听，还跳。”
“这地方，”他喃喃道，“跟福建完全不一样。福建是地少人多，这里是地多人少。鱼多到没人捞、地多到没人种。来了就是赚。”
“难怪陛下要占这片地。”他自言自语，“这地方，是个宝地。”
林阿福的老婆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金子要淘，鱼也要捞。这片红色大地上的日子，好像没那么难过。
达尔文港的淘金潮持续了半年，人口从八千涨到了一万二。
但问题也来了，矿区附近的河水被淘金搅浑了，下游的农田灌溉受影响。一个种菜的移民跑到巡检司告状，“那些淘金的把河水搅成泥浆了！我的菜地浇不上水，菜全死了！”
巡检司的官员去看了一圈，确实如此。上游淘金、下游种菜，水全被搅浑了。
“怎么办？”他写信问上级。
答复很快，“分流。在河上游修一道简易石坝，把河水分成两股。一股归矿区淘金用，一股归下游灌溉用。各取所需，互不相干。”
石坝修好后，淘金的淘金、种菜的种菜。两不相干，但两相安好。
林阿福淘了半年金，攒了六十两银子。在老家，这是二十年的收入。
但他没有继续淘，他用六十两银子在达尔文港开了一家小饭馆。
“金子淘得完，饭吃不完。”他对老婆说，“一万个淘金的人，每天都要吃饭。我开饭馆，比淘金稳当。”
“老板，你这手艺，在福建是开酒楼的吧？”
“不是，我是打渔的。”林阿福笑着说，“打渔的做饭，比酒楼的实在。”
“在达尔文港，什么人都要吃饭。”他说，“福建人吃福建菜、山东人吃山东菜、本地人吃烤肉，我都做。”
他老婆在厨房里切菜，听着前面传来的吆喝声，嘴角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当初骂他疯了的那个人，如今是她。
“先北方、后南方。”他在诏书上写道，“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北方站稳了，南方自然会有人去。”
林阿福站在灶台前，翻炒着锅里的米粉。火光照着他的脸，黑了、瘦了，但眼睛亮了。
“老婆，”他喊了一声，“再切两条鱼！客人多了！”
厨房里传来一声骂，然后是刀剁在砧板上的声音。
林阿福笑了，这片红色大地上的日子，比福建老家好过多了。
而三个月前，巴达维亚的荷兰总督收到了一封来自西海岸的呈文：一艘不明船只出现在澳大利亚西北海域，挂着红色的旗帜。
总督叫来航海长：“那是什么旗？”
航海长看了看，脸色变了：“大明。”
“明国人？他们跑到新荷兰干什么？”
“不知道。但那艘船在测绘海岸线。”
总督不说话了。他当然知道那片大陆的价值——荷兰人三十年前就发现了它，但一直没派兵。因为没人在乎一片“空地”。
但明国人在乎。
“派船去。”总督站起来，“抢在他们前面，在西海岸插旗。”
荷兰船出发时，朱慈炯的船队已经到了达尔文港。
荷兰人晚了三个月。
三个月。就差三个月。这片比大明本土还大的大陆，就这么被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头子抢到手了。
达尔文港的呈文也到了北京：八千人、淘金潮、石坝分流、一家饭馆。朱慈炯看了，只批了两个字——“如预期”。他不需要知道每个渔民的名字，他只需要知道，人去了，地就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