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婉儿是从朱慈炯口中第一次听到这个构想的。他想要一部法，每天最多干八个时辰、每旬至少休一天、童工禁止。陈婉儿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大明的工坊从天亮干到天黑，童工更普遍。她知道一口吃不成胖子，十个时辰是底线，先把底线立住，再慢慢往下降。
法令颁布第一天，南洋最大的丝绸商号“永昌号”的东家周德兴就找上门来。
“皇后殿下，”他拱手作揖，满脸堆笑，“十个时辰的限制……臣号的工坊做的是精细活儿。工序长、工期紧，少做两个时辰，交期就赶不上啊。”
陈婉儿放下茶碗，看着眼前这个胖乎乎的商人。
“周东家，你永昌号去年赚了多少？”
周德兴一愣，“这……三万两有余。”
“你工坊有多少工人？”
“三百二十人。”
“你付他们多少工钱？”
“每人每月……二两银子。”
陈婉儿拿起算盘，噼里啪啦拨了几下。
“三百二十人，每人每月二两，你一年的工钱支出是七千六百八十两。你赚三万两，工钱只占四分之一。少做两个时辰，工期延一成，你少赚三千两。三万变两万七，还少吗？”
周德兴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你一年赚三万两，你的工人一年赚二十四两。你少赚三千两，你的工人多活十年。”陈婉儿的声音平静得像在念账本，“哪个划算，你自己算。”
周德兴走了，回去后乖乖遵守了限令。
陈婉儿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想的不是周德兴。她想起二十多年前，自己在明远商号当账房先生的那些日子。那时候，商号的伙计也是从天亮干到天黑。没有人觉得不对。因为历来如此。她当时也不觉得不对，因为她是账房先生，不用干体力活。后来她管了商号。才开始理解那些伙计的苦。一天站十二个时辰，腿肿得像萝卜。月银二两。不够养家。她当时能做的，只是多给几钱银子的赏钱。但现在，她是皇后。
她能做的，不是多给几钱银子，是定规矩。规矩比赏钱管用。赏钱给了一个，其他人眼红。规矩定了，所有人都一样。法的力量。
禁豪商囤积居奇，对囤积粮食、盐、铁等民生必需品的商人处以重罚。这条法令针对的是南洋的那些大商人，他们在灾年囤粮、丰年抛售、把百姓当韭菜割。这两年四海用兵，宝钞发行量涨了四成，米价跟着翻了一番，囤粮的商人赚得盆满钵满，百姓的饭碗越来越空。陈婉儿亲自督办了三起大案，涉案的三个豪商被抄家、充军、永不录用。
朱慈炯听说这三起案子后，跟陈婉儿聊起一个道理。他说，买卖刚起步的时候，规矩不全，胆子大的人先富起来。有些人靠本事富，有些人靠钻空子富。囤积居奇就是最老的空子。灾年囤粮、丰年抛售、低买高卖，历朝历代管这个叫“奸商”。
设“皇后义学”，在南洋各府县设立免费学堂，招收贫家子弟入学。学费全免、书本全免、每日还管一顿午饭。这是陈婉儿最得意的政绩，她从明远商号的账房做到了帝国的皇后，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教育能改变什么。
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怯怯地走到陈婉儿面前，“皇后娘娘，我以后也能像您一样管钱吗？”
陈婉儿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
“能，只要你会算账。”她敲了敲算盘，“先从一加一开始。”
义学在南洋各府县铺开后，反应不一。
暹罗府的百姓最积极，他们信佛，重教育，听说免费学堂管饭，第二天就把孩子送来了。一个卖水果的暹罗妇人拉着陈婉儿的手，用不太流利的华语说：“娘娘，我家丫头不会写汉字。但她会算账，一分钱都不会少。”
陈婉儿笑了，“会算账就行。汉字慢慢学。”
半年后，一个马来阿訇找到学堂的先生，问：“我女儿……能不能也来？”
先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当然能。明天来就行。”
“我爹走的时候说，别忘了中国字。”老者的声音发颤，“三代了，忘光了。如今有了学堂，我孙子能重新学了。”
他抹了抹眼角，转身走了。
陈婉儿推行新政时，并非一帆风顺。
“皇后义学”在马来府遇到阻力后，一个马来商人悄悄找到了陈婉儿。
“皇后殿下，”他压低声音，“其实我们马来人也想让孩子读书。但阿訇们反对，我们不敢明着送。”
“你怕什么？”
“怕被族人孤立。”商人叹了口气，“在马来府，阿訇的话比总督的话管用。”
陈婉儿想了想，没有硬来。她让大明的大夫继续在清真寺义诊，同时让学堂的先生在门口挂了一块牌子，不写“义学”，写“医馆附设蒙塾”。
“换个名字，少惹麻烦。”她对先生说，“孩子来了就教，不管他们叫它什么。名字不重要，识字才重要。”
半年后，那个马来阿訇主动来问“蒙塾”收不收女生时，先生知道，陈婉儿的法子奏效了。
“皇后娘娘，”他跪在义学门口，把龙眼举过头顶，“我孙子会写我名字了。三代人，我爹不会、我不会，我孙子会了。”
先生扶他起来，他不肯。
“这是给我的，是给皇后的。”老人眼泪流了下来，“她在南洋办学堂，比给银子强。银子花完就没了，字记在脑子里，一辈子丢不了。”
先生把龙眼收了，托人带回了北京。
陈婉儿收到那篮龙眼时，已经干了。她拿起一颗看了看，笑了。
“南洋的龙眼，比北京的甜。”她把龙核留了一颗，种在了总督府后院的花盆里。
“等它发芽了，搬到学堂门口去。”她对侍女说，“让孩子们知道，这棵树是从龙眼核长出来的。读书跟种树一样，急不得，但只要种下去了，总会发芽。”
侍女把花盆搬走了，陈婉儿独自坐在窗前。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在福州的码头上给人算账。那时候她不识字，只会拨算盘。算盘打得再快。也只是一个工具人。后来是朱慈炯教她认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教。
从“一”到“百”。从“人”到“国”。每学会一个字，她就觉得世界大了一分。识字之前。她只看到码头上的人和货。识字之后，她能看到账本上的数字、地图上的山川、律法里的条文。那是字。让她从一个码头的算盘丫头，走到了今天的皇后之位。
她要让更多的孩子，看到更大的世界。
陈婉儿想起一件事。
弘业十年，她第一次帮他整理书房，翻到一本洋文册子。封面上印着弯弯曲曲的字符，她一个字都看不懂。
“这是什么？”
“闲书。”朱慈炯瞟了一眼，拿走塞进了柜子最里面。
她没问。但后来她发现，他柜子里全是这种东西。有洋文的、有满文的、有蒙古文的。她翻过一本，扉页上写着一行洋文，她拿去问通译营的人，通译说这是泰西罗马的字。
她当时就想问：你一个在台湾长大的少年，从哪学的这些？
但她没问。
后来她看到了更多。他画海图，不用勘测，提笔就画，画出的大致轮廓跟实际差不了太多。他说永宁堡冷，说得很具体，零下多少度、风从哪个方向来，好像他去过。他说澳大利亚有金矿，说得很笃定，不是猜的，是知道的。
她都看在眼里。
弘业二十年的一个晚上，她终于问了。
“你什么都知道。”
“不是什么都知道。”他在看折子，头也没抬。
“南洋的航路，你没走过，你画得出来。西伯利亚的地形，你没去过，你说得出来。澳大利亚有金矿，你连那片地都没见过，你知道。”
朱慈炯的笔停了一下。
“朕读过很多书。”
“什么书能把天底下的山川河流、矿脉气候全写进去？”
他没有回答。
她也没追。两个人坐在灯下，一个看折子，一个拨算盘。灯火跳了一下，影子在墙上晃。
过了很久，她开口。
“我不问了。”
朱慈炯抬头看她。
“你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她低头拨算盘，“跟了你四十年，我看得出来，你不是坏人。坏人不会教人认字，不会给百姓分地，不会为饿死的人杀贪官。你什么都知道，但你用你知道的东西做正事。这就够了。”
朱慈炯看了她很久，没有说话。然后他低头继续看折子。
那天以后，她再没问过。不是信了那个“书”的借口，是觉得不必问。有些人身上带着秘密，秘密不一定是坏的。四十年了，他用那些不该知道的东西做了什么？修了路、打了仗、分了地、杀了贪官、建了学堂。如果这就是“知道太多”的代价，那她情愿他再多知道一些。
陈婉儿的“皇后新政”推行半年后，效果开始显现。
“周德兴，”陈婉儿在巡视丝绸工坊时遇到了那个胖商人，“听说你工坊里的童工都辞了？”
“辞了，全辞了。”周德兴拱手，“皇后殿下说得对，童工干活慢、次品多。不如用成年人，虽然工钱多一两，但出活快、质量好。算下来，反而赚了。”
“你还记得我说的话？”
“记得，‘你少赚三千两，你的工人多活十年’。”周德兴咧嘴，“回去一算，确实如此。工人多活十年，就多干十年活，多干十年，我多赚的钱不止三千两。”
陈婉儿看了他一眼，“你倒是想得通。”
“商人不通，就不叫商了。”周德兴笑着说，“皇后殿下，我还有个请求。”
“说。”
“义学的孩子，能不能到我工坊来学徒？十岁以上的，半天上学、半天学手艺。学徒期三年，出师后留在我工坊做工。工钱照成年人的一半，十六岁后全额。”
陈婉儿想了想，“可以。但有个条件，学徒期间不许碰危险工序。纺纱、织布可以，染色、漂洗不行。那些要用碱水和硫磺，伤了孩子我拿你是问。”
“成交。”周德兴拱手，笑得满脸堆肉。
“周东家，”她叫住了他。
周德兴回过头，“殿下还有吩咐？”
“你工坊里的女工，工钱跟男工一样吗？”
周德兴愣了一下，“这……女工工钱少一成。历来如此，女工干活慢。”
“从下个月起，一样。”陈婉儿的声音不大，但语气不容商量，“同样的活，同样的钱。你要是觉得女工慢，就教她们干快。但钱不能少。”
周德兴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到陈婉儿的眼神后，把话咽了回去。
“是，殿下。”他拱了拱手，转身走了。
陈婉儿看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历来如此，不代表就该如此。”这句话，是朱慈炯教她的。他说过，历来如此的事，往往是该改的事。陈婉儿当时不懂，现在懂了。
朱慈炯听到她这句话，接了一句：“商人的事，你管住了。官员的事，朕来管。”
陈婉儿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她知道他又要杀人了。
“去吧，好好干。”她摆了摆手。
话音刚落，门外又响起脚步声。
这次来的是宋掌柜——广州城最大的丝绸工坊主，手底下三百多号工人，比周德兴的场子大三倍。
“殿下，”宋掌柜一进门就拱手，“干一样的活、拿一样的钱这事，在下有不同看法。”
陈婉儿抬眼看他。
“女工手慢，这是天性。您硬让她们拿一样的钱，男工不服，走了怎么办？三百人的场子，经不起折腾。”
陈婉儿没有发火。她拿起桌上一本账册，翻到一页。
“宋掌柜，你场子里的女工，去年一年织了多少匹？”
宋掌柜愣了一下：“这……大约四千匹。”
“男工呢？”
“六千匹。”
“也就是说，三百人里一百二十个女工，干了四千匹。人均三十三匹。”陈婉儿合上账册，“男工一百八十人，六千匹。人均也是三十三匹。”
宋掌柜的脸色变了。
“手慢？”陈婉儿站了起来，“不是手慢，是你给她们的活少、工钱少、料子差。她们不是干不快，是没机会干快。从下个月起，同样的料、同样的活、同样的钱。你要是觉得亏，可以关门。广州城不缺工坊。”
宋掌柜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比周德兴聪明的地方在于——他明白什么时候该闭嘴。
“是在下唐突了。”他躬身退了出去。
一个年轻女工抬头看了她一眼，怯怯地笑了笑。
陈婉儿也笑了，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
“好好干，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消息传到天山时，马德财正在茶摊上给一个赶骆驼的商人续茶。商人说：“南洋出了新令，工坊一天不许过十个时辰，童工不许用。”马德财听了，手里的铜壶顿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年轻时赶骆驼，一天走十六个时辰，走出了老寒腿。
“早该有这令。”他嘟囔了一声，把茶倒满。
商人接过茶碗又说，还有一份告示，度量衡统一，各地码头秤量一律按北京兵工厂的量规制秤，违者罚银。马德财愣了一下，转身从柜台底下摸出他那把从兰州带来的老秤。斤两跟哈密官府的秤差了半成，卖了一年茶，多收了客人半成的钱。不是贪，是秤不一样。
他把老秤放在柜台上，敲了敲，发出一声闷响。这下可以退休了。
商人看了看他，管得宽了，好不好？
马德财把老秤收进抽屉，管得宽不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秤一样了，我不用跟人吵嘴了。童工不让用了，孩子能去念书。这两样，都不坏。
商人喝了口茶，没再说话。马德财把新告示贴在茶摊门口，旁边挂着三把从哈密府领来的标准秤。从此以后，天山道的货物过磅，一律按标准秤来。
他的记账本那天多了一行字：弘业三十九年秋，老秤退休。北京的人想到了枪和甲，但没想到秤。码头上的人想到了秤，但说了没人听。如今有人听了。
朱慈炯在凤阳推广玉米的时候，随行的有一个太医院的大夫，叫沈万全。
沈万全不是正经太医出身，他是南洋军医起家的。当年跟着北伐军从广州一路打到北京，治过刀伤、枪伤、瘟疫、痢疾。进京后朱慈炯把他塞进太医院，老太医们看不起他，说他不懂切脉、不懂开方子，就会用洋人的法子止血缝肉。
沈万全不争。他在太医院里待了三年，跟老太医学切脉、学药性赋、学伤寒论。老太医不教他，他就在旁边站着看，看了三年，自己摸出了门道。
他接着做了一件让太医院炸了锅的事：他用中医的法子辨证，用洋人的法子用药。
一个痢疾病人来了，老太医开黄连汤，沈万全也开黄连汤，但他加了一味洋人带来的药粉——金鸡纳霜。他说：“黄连清热燥湿，金鸡纳杀虫，两条路一起走，比一条路快。”
老太医们不信。但试了三次之后，病人确实好得快了。三天退烧，五天止泻，比单用黄连汤快了一倍。
太医院院使把这事禀报了朱慈炯。朱慈炯听了，说了一句：“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快，这有什么好争的。”
他下令太医院设一个新科：中西医科。专门研究中洋药理，怎么结合、怎么互补。沈万全当科长，带十个人。这十个人一半是太医出身、一半是南洋军医出身，互相学。
太医院的老太医们气得吹胡子。但朱慈炯说了一句让他们闭嘴的话：“你们要是能治好疟疾，朕不设这个科。你们治不好，就让治得好的人来。”
疟疾，南洋的头号杀手。老太医治不好，金鸡纳树皮能治。但金鸡纳不是中药，是洋人从南美洲带来的。用不用？用。人命比门户大。
沈万全的中西医科设了半年，做了一件最得人心的事：在各地义学旁边设医馆。义学教孩子认字，医馆给百姓看病。义学和医馆开在一起，百姓送孩子上学的同时，自己也能看个病。
陈婉儿在南洋推行义学时碰到马来阿訇反对，她换了名字叫医馆附设蒙塾。如今在北京，医馆和学堂也是开在一起的。百姓不怕学堂，但怕医馆。怕什么？怕看病贵。所以义学旁边的医馆，看病不收钱，药只收成本价。
沈万全的医馆最忙的时候是冬天。北方冬天冷，百姓冻伤的、咳嗽的、拉肚子的，排队能从医馆排到街口。沈万全给每个病人都记档案：姓名、年龄、症状、用药、效果。一年记了三千多份。
这些档案后来成了太医院的第一手临床资料。老太医们翻看沈万全的档案时，发现了很多他们没见过的病。有些病中医叫一个名字，洋人叫另一个名字，其实是一回事。沈万全在档案里把两个名字并排写，旁边标注：同一病症，中洋称呼不同。
这个并排标注的本子，后来成了太医院的标配。太医们看病，先翻沈万全的本子，找症状、找药方。沈万全不写八股文章，但他的本子比八股文章管用。八股文章考不上功名没用，他的本子能救命。
朱慈炯有一次去医馆看沈万全。沈万全正在给一个老农缝腿上的刀口——老农砍柴时伤了腿，拖了三天才来，伤口已经化了脓。沈万全先用烈酒洗了伤口，老农疼得嗷嗷叫。然后他用羊肠线缝肉，一针一针地缝，缝了十二针。老农看着针穿过自己的皮肉，脸色煞白，但不叫了。
缝完，沈万全涂了一层金疮药，绑上干净布条。
三天后换药，七天拆线，伤口愈合了。老农跪在地上磕头，沈万全扶他起来，说：别磕头，下次砍柴小心点。
朱慈炯在旁边看了全过程，问沈万全：“缝肉的线是羊肠做的？”
“是。”沈万全说，“洋人外科用的，羊肠煮过、拉细、晾干，能被人吸收，不用拆。但我还是拆了，怕百姓不放心。”
“这个法子好。”朱慈炯说，“太医院教不教？”
“教。”沈万全说，“但太医们嫌脏，不愿意碰血。”
“那就不教太医，教义学的学生。”朱慈炯说，“义学出来的孩子不怕脏、不怕血。他们学了这个法子，到各地医馆去，比太医管用。”
沈万全听了，眼睛亮了一下。他想起二十年前在南洋，军医只有他一个，忙不过来，死了不少人。如果各地医馆都有人会缝伤口、会止血、会用金鸡纳，那些人不用死。
太医院的门槛是高，但义学的门槛低。从义学出来的人，学三年医，到各地医馆去。他们不会切脉、不会开方子，但会止血、会缝肉、会认疟疾用金鸡纳。三样本事，能救大半个天下的人。
朱慈炯对陈婉儿说：义学教认字、医馆教本事。认了字能看账本，学了本事能救命。两样都给了，百姓就站住了。
周文远的第二封信到了北京时，陈婉儿正在整理义学的名册。
信里说：达尔文港设了一个医馆，从南洋调的军医，跟义学开在一起。他管地方不管医，但他让人把义学和医馆修在了码头旁边。
“码头上来的人最多。”他在信里写，“船到了，水手先看伤，再做生意。义学在旁边，水手的儿子下了船就能上学。”
陈婉儿看完信，把信跟素帕玛的信放在一起。她给周文远回了一行：“好。码头、医馆、义学，三样开在一起，对。”
她想了想，又加了一句：“你的本子，到了北京给我看。我要看达尔文港的账。”
周文远的本子后来送到北京时，陈婉儿翻了一整夜。上面记的不只是稻种和人口——水手的伤病、码头的吞吐量、商船的到港频次、粮价涨跌、甚至天气。每一项都标了日期。
“这个人，”陈婉儿对刘安说，“比户部的账册清楚十倍。户部的账是给人看的，他的本是给自己看的。给自己看的东西，不会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