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把张保国给的五页复印件按日期排开，在铁桌上铺了整整一长条。日光灯的光从头顶直直照下来，纸张边缘的折痕在光下显出深浅不一的纹路。他蹲在桌边，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厂办内部凭证编号手册，翻到封底，那里贴着一张手写的编号对照表。
他挨个核对了一遍，查到中间停住了。
页码编号不连贯。十一月第二周和第三周之间缺了十九个号——从594到612，整整两周一页都没有。
他用圆珠笔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下这个编号区间，笔尖在纸面上戳出一个小坑，纸面被油墨浸出一个小黑点。
苏晚从门口走过来，站在他旁边，低头看那串数字。
“能精确撕掉这两周、还不让张保国怀疑的人，”她说，声音不大，像是自言自语，“一定在清江旧规矩里有过实际工作经验，而且知道哪些页码可以被拿掉不会影响整体编号顺序。”
陈建国盯着那串编号看了很久。
“按旧厂办制度，流水凭证月底汇总签字，”他说，“没有中间明细，月底对账的人不会发现缺失。”
苏晚从包里拿出一本旧电话簿，是那种黄皮面的老式公用电话簿，封面上印着省城电信局的公章。她翻到最后一页，那里贴着一张手写的省城移动号段单位分配表，表格是用铅笔画的，行距很紧，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
她用手指压着表格，从第一行往下划。
“省城移动号段第一批装单位的时间，”她说，铅笔尖点在表格中间一栏，“老供销社改制新公司是九七年十月装的。”
她站起来，走到墙角的公用电话前，拿起听筒，拨了三个号。电话通了，她没有寒暄，声音压得很低：“查一张转接卡开通时间。”
电话那头有人回答了一句。苏晚又问：“几月？”
对方答了一句，她挂断，没有重复，把听筒轻轻放回底座上。
她转过身时目光很静，像刚确认完一道算题。
“转接卡是九八年一月开通的。”
陈建国手里的笔停了。他没有抬头，但拿笔的手指松了一下。
“一月？”他重复了一声，像在确认这个时间点在记忆里的位置。
“一月。”苏晚说，“林德福还没有被停职，还在原岗位。”
她走到桌边，拿出一张白纸，用铅笔写下三行字——
转接卡开通：九八年一月
座机号绑移动卡：九八年三月
张保国收到复印件：九八年六月
她写完，把笔放下，手掌压在纸面上，没有拿开。
“布局时间比我们认为的早，”她说，声音低而稳，“不是被动应对，是主动留门。”
陈建国没有回答。他从桌边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蹲下身，用手摸了一下路面的边角。
排水沟里没有碎树叶，只有一层薄薄的清水，在路灯下泛着微光。他站起来，看着路灯的照射范围——这段二十米长的路面被冲洗过，但环卫工人不会半夜单独洗一段没有泥印的路。
他把地图摊开在桌上，用手掌压平四个角。
苏晚把地图拿过来，找到西区四号楼的位置，用红笔圈出一个点。
那个点离陈建国现在的休息室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走路十五分钟。
她放下笔：“那个人不是从远处来的。他就住在这两公里以内。”
陈建国低头看着那个红圈。
“不是陌生势力，”他说，“是旧规矩里的人。”
苏晚没有接话。她把地图折叠好，放回抽屉，把抽屉轻轻关上。
休息室里的电话突然响了。
陈建国走过去，拿起听筒。电话那头是周磊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躲在什么地方打的。
“我今天下午去老供销社档案室抄了一次底，”周磊说，喘了口气，“发现一张旧设备签收单，背面有铅笔写的同样字迹。我把那张单子复印出来了，晚上送过来。”
陈建国问了一句：“什么设备？”
“清江县医院转过来的那批旧器械，九三年十二月验的收。”周磊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楚的紧张，“正面是设备表，背面写的是一句话——‘林秀珍母亲住院’。”
电话挂断之后，陈建国没有马上放下听筒。
苏晚站在门边，看着他，没有问是谁打的。
陈建国站起来，走到墙角拿起外套，套上，拉好拉链。
“出去一趟？”苏晚问。
他没有回答，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去张保国家门口看一眼。”
苏晚拦在门口，一只手按在门框上：“现在去会被盯上。”
陈建国看着她。两个人站在门框两侧，谁都没有让开。
对峙持续了大约十秒。
陈建国先松了劲。他退后一步，把外套拉链拉开一半，又拉回去，转身走回桌前。
他低头看了一眼地图上那个红圈，没有坐下，只是站在原地，两只手撑在桌沿上，肩膀微微往前倾。
传呼机响了。
他低头一看——不是熟悉的号码，而是一个清江本地的座机号，后面跟了四位数字。他没有立刻回电话，而是拿起桌上那本地图翻到最后一页，找到那个号码对应的街道。
这时门被人敲了两下。
不是周磊的敲门节奏——周磊会先喊一声。
敲门的节奏很慢，“咚——咚——”，像用指关节敲的，力道均匀。
他抬起头，看见门外灯下映出一个穿深蓝色外套的人影。那个人没有动，也没有出声。
陈建国看了一眼苏晚，走到门边，没有开门，隔着门板问了一句：
“谁？”
门外传来一个很老的声音，带着一点清江口音，像是压着喉咙在说话：“你爸让我来的。”
苏晚听出“你爸”两个字时已经站了起来，但陈建国已经拉开了门闩。门轴发出吱呀一声干响，门缝里飘进来一股樟脑丸和旧报纸的混合气味——是老车间后那种封闭了很久的味道。
门外站着的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厂服，胸前口袋的边角已经磨出了线头，口袋里鼓着一团东西。他个子不高，头发花白，腰有些弯了，但肩膀很宽，像一个常年搬重物的人缩了水的骨架。
他抬头看着陈建国，目光扫了一眼苏晚，又落回陈建国脸上。
“你爸让我给你带句话。”
他没有压低声，声音不大但清楚，像是一个在车间里喊惯了的人，即使小声说话也能让每个人听见。
“那两周的凭证，在柜顶上。”
陈建国没有动。
他知道这道疤。
那个人看着他的眼睛，像是猜到了他的想法，嘴角动了一下，没笑，只是把脸往左边偏了偏，让路灯的光更完整地照在疤上。
“当年是你缝的。”
陈建国把门完全拉开，让出一条路。
那个人没有进来。他把钥匙递过来，手指短而粗，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印。
“柜顶的锁，是这把开的。”
陈建国接过钥匙，没有低头看，只是握在掌心。钥匙的金属齿冰凉，有一点硌手，像被人反复抓握过。
“谁让你来的？”
那个人没有回答。
陈建国握着那把钥匙站在门口，看着那件深蓝色厂服消失在巷口的阴影里。
苏晚站在他身后两步远的地方，没有追出去，也没有催他。她只是看着那把钥匙，眼神一点点沉下去。
铁桌上的日光灯管又闪了一下，灯管末端发黑的部分在光里显出两个模糊的字——有人用记号笔写在白色灯管上，字迹已经被高温烤得模糊，但还是能看清：
“够了。”
陈建国把钥匙换到左手，关上门，门闩落回去的声响在夜里比平时响了两倍。
他走到桌前，把钥匙放在那叠复印件旁边，拿过传呼机，对着那个座机号码看了很久。
然后他拨了回去。
这一次，只响了一声。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不是之前那个女人，也不是小孩的哭声，而是一个成年男人的声音，很清晰，很平，像是坐在一张干净桌子前说话：
“柜顶有两本，一本是缺的，一本是多的。你把多的那本还给张保国，他知道该给谁。”
电话挂断了。
陈建国放下听筒，把钥匙翻过来。钥匙柄背面贴着一张透明胶带，胶带下面压着一小片纸，纸上写着一串编号——
594-612。
他把纸片撕下来，放在放大镜底下，看了一会儿。
纸片不是从普通的纸上撕下来的，是从白色硬卡纸上裁下来的，边缘不是刀切的，而是手撕的，留着一道毛边。
毛边上有一道很小的蓝墨水印痕，像是钢笔尖划过时留下的。
他换了一支放大倍数更高的放大镜，对准那道蓝墨水痕。
字迹很小，只有半个指甲盖那么大，写在毛边的反面上，像有人先把字写完，再把字的部分撕掉留下的残笔。
那残笔能看清的部分，是一个偏旁——
“女”字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