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把便签纸翻过来看了三遍，背面那个残存的“桂”字，笔画几乎磨没了，但最后一笔的拖尾还在。他想起昨天在面馆老板那里听到的话——王桂英出院当天，抱走一个孩子。
“查王桂英。”他说。
苏晚没多问，直接翻出县医院九八年七月住院登记底册的复印件。纸张发黄，钢笔字褪成暗蓝色，但写得还算清楚。她手指顺着名单往下移，停在一行记录上。
“王桂英，女，年龄三十二岁，职业栏空白，入院时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出院时间七月二十七日。住址栏写的是清江县红旗乡王家村。”
陈建国凑过去看了一眼。三十二岁，无业，住红旗乡。红旗乡离县城四十里路，乡道不好走，一个农村妇女为什么跑到县医院生孩子？他脑子里转了一下，没急着下判断，转身看周磊。
周磊已经拨通红旗乡政府的电话。响了好一阵才接通，对面是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乡音。周磊报了身份，问了王桂英的户口情况。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男人翻了一阵什么东西，在电话里说：“王桂英，九八年十月迁出，迁往外省临县。”
“迁出记录上写具体地址了吗？”周磊问。
“没有。”男人说，“就写了迁往外省临县，具体哪个镇哪个村，没写。”
“底册还有没有？”
“九八年的是老档案，乡政府搬过一次家，有些卷宗找不全了。”
周磊挂了电话，看了看陈建国：“迁出了，迁往临县，但具体地址档案不全。时间点卡得很紧——七月二十七日出院，不到三个月就迁走了。”
“安排好的。”陈建国把便签纸收进口袋，“王桂英出院那天抱走孩子，九八年十月迁出本地。她是被人安排离开的。”
“那个补缴产房占用费，”苏晚说，“是封口费的一部分。”
陈建国点点头。他走到窗户边，看着楼下街道上往来的人流。王桂英是一个农村妇女，无固定职业，为什么偏偏是她抱走孩子？孩子是谁的？她抱走之后，孩子去了哪里？
“走，去红旗乡。”他转身拿起外套。
周磊开车，两人上了省道。路两边是连绵的农田，水稻刚抽穗，绿得发亮。陈建国靠在副驾上，闭着眼睛想那条时间线。沈桂芝七月二十五日进产房，王桂英同一天入院。林秀珍也在那间产房里。三张床，两个产妇，一个戴着银镯子的女人。
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拐进一条窄乡道，路两边是成排的杨树。又开了二十多分钟，才看到红旗乡的镇子。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从南到北，街两边是灰砖的旧房子，乡政府大院在主街中段，门口立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红漆褪了一大半。
陈建国和周磊走进大院，找到档案室。档案室的门锁着，门上贴着一张纸条：“查档请先登记”。他们又找到乡政府办公室，一个中年妇女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捧着一杯茶，看见两个陌生人进来，放下杯子，问他们找谁。
“找管户籍的老会计。”周磊说，“九八年在王桂英户籍那栏签字的那个。”
中年妇女看了他们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门口，朝后院的方向指了指：“老会计早就退休了，住在大院后面那排平房里，最东头那家。”
陈建国和周磊出了大院，绕到后面。平房前的院子里种着几棵辣椒，一株葡萄藤爬在架子上，叶子密密匝匝的。老会计正坐在院子里择豆角，头发全白了，穿着一件旧格子衬衫，袖口卷到胳膊肘。看见有人走进院子，他抬起头，眼睛眯了一下。
“你们是哪里的？”他问。
陈建国拿出证件，报了自己的单位和来意。老会计听了，没马上说话，继续低头择豆角，择了几根之后，才说：“王桂英？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你记不记得她这个人的具体情况？”陈建国蹲到他旁边，放低了声音。
老会计停下手里的动作，看了他一眼，目光闪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么不太愿意回想的事。他把手里的豆角放在盆里，站起来，走到葡萄架下面，拉了把椅子坐下，又指了指旁边的凳子，让陈建国和周磊坐。
“记得。”他说，“因为九八年九月，有人来乡政府查过她的底细。”
“谁来的？”陈建国问。
“一个女人。”老会计说，“短发，戴银镯子。”
陈建国把沈桂芝的照片递给他看。老会计接过照片，迎着光看了一会儿，点了一下头，但犹豫了一下，说：“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她。隔了这么多年，脸记不太清了。但那个镯子——我记得。”
他把照片还给陈建国，说：“那个女人来的时候，在我这儿翻了二十分钟档案。她找的是王桂英的户籍底册，把出生年月、住址、家庭成员全都看了一遍，还拿笔抄了什么东西。抄完之后，她没走，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发了一会儿呆。”
“她后来做了什么？”周磊问。
老会计沉默了一会儿：“她在乡政府门口的邮局打了一个长途电话。”
“你还记得通话时长吗？”陈建国问。
“不到三分钟。”老会计说，“她挂了电话之后，站在邮局门口，把记电话号码的纸条撕碎了，扔进路边的水渠里。”
陈建国和周磊交换了一个眼神。
“水渠还在吗？”陈建国问。
“在。”老会计说，“乡政府门口那条。九八年之后重修过一次，但重修的时候没动老渠底。”
陈建国站起来，道了谢，和周磊一起走出院子。他走在前面，步子快，周磊跟在后面。两人转到乡政府门口，果然有一条水泥砌的水渠，渠宽不到一米，渠底积着淤泥和枯叶，水很浅，几乎干了。
陈建国蹲在渠边，看了看渠底。水泥板之间的缝隙里塞着碎石头和泥沙，年份久了，缝隙边缘长出了青苔。他站起来，回头看周磊。
周磊卷起袖子，脱下鞋，翻进渠里。渠底的水只没过脚踝，淤泥踩上去软绵绵的，带着一股腐叶味。他弯下腰，沿着水泥板的缝隙，用手指一点一点翻找。翻了三十分钟，手指头被碎石头磨破了皮，渗出血丝。
他蹲在一个角落，手指在水泥缝里抠了一下，碰到了一个硬的东西。他小心地往外拔——是一小片纸，撕得不规整，约两指宽，纸片已经发黄发脆，泡在泥水里十几年，边缘都烂了。
他把纸片放在掌心，走到渠边，蹲在光线下看。纸片上的字迹几乎全没了，只有三个数字还依稀可辨——8、2、7。
陈建国接过纸片，迎着光看了一会儿。三个数字是手写的，蓝墨水钢笔写的，笔画已经被水泡没了棱角。纸条撕碎的时间太长，泡得久了，撕裂的边缘几乎是碎成粉末的。
他把纸片小心地放进证物袋里，说：“她打完电话之后撕碎了记号码的纸条，把碎纸扔进水渠。”
“三个数字，”周磊爬上渠沿，坐在路边穿鞋，“只能凑出一段号——要么是区号的一部分，要么是电话号码的尾段。”
陈建国看着纸片上的三个数字，脑子里转着省城九八年的电话区号布局。八字开头，以8开头两位数字，是九八年省城某个区域的电话前缀。他想到了一个可能。
他拿出手机，拨了苏晚的号码。
苏晚接起电话。陈建国说：“帮我查九八年省城电话黄页——8字头、2开头、7结尾的区间是什么片区。”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苏晚在翻什么东西，纸张哗啦哗啦响了一阵，然后她的声音传过来，语气有点紧：“8-2-7开头，九八年那个片区的电话，是机械厂家属院的总机号码。”
陈建国握着手机的手停了一下。
机械厂家属院。
林德福住的那栋楼，用的就是那个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