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不是看我们做对了多少。”
许知微点头。
“是看我们有没有做错。”
教室里一下安静不少。
刚才复盘七十三次主动接触时，气氛还挺轻松。
有人解决了实际困难。
有人及时转了军医。
有人只是陪战士坐了十分钟。
怎么看，第一批骨干运行一个月的成绩都不差。
可方政委手里的这张表一放下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落到了另一边。
误判。
过度干预。
隐私泄露。
不必要停训。
延误医疗。
每一条都比“处理成功多少例”刺眼。
赵春山盯着看了一会儿。
“真查出来有问题怎么办？”
方政委看他。
“改。”
“如果影响到人了呢？”
“该道歉道歉，该补救补救。”
“不能因为是试点，就只报好看的。”
这句话说得很直。
没人接玩笑。
第二天上午，二十四名第一批骨干把自己一个月的记录全部重新交了上来。
这一次不看结案。
专门倒着查。
第一轮就翻出一个问题。
来自新兵基地。
一名十九岁的战士因为连续两晚做噩梦，白天训练时有一次注意力不集中。
基层骨干当时刚结业不久，担心出事，直接建议暂停全部训练三天。
人被安排在宿舍休息。
结果第三天反而更加焦躁。
“为什么停全部训练？”
许知微问。
负责这个案例的班长脸都红了。
“怕他状态不好，再参加训练会出危险。”
“当天是什么训练？”
“上午队列。”
“下午理论课。”
“有高风险项目吗？”
“没有。”
“军医看过吗？”
“看过。”
“身体没问题。”
“有没有伤害自己、别人或者明显失控风险？”
“没有。”
许知微没有继续问。
答案已经很清楚。
“你当时把‘需要关注’直接等同于‘不能训练’了。”
班长低下头。
“是。”
“后来为什么更焦躁？”
“他说别人都在训练。”
“就他一个人在宿舍。”
“越待越觉得自己是不是出了大问题。”
教室里有人皱眉。
赵春山也反应过来。
“这就等于本来只是做噩梦。”
“结果我们一停训，反而让他觉得自己真不行了。”
“对。”
许知微道：“调整任务是工具。”
“不是只要有反应就先停。”
“真正需要停的，是继续参加会影响安全的项目。”
“低风险活动、规律作息、正常集体生活，有时候反而是恢复的一部分。”
那名班长拿笔把这一条记了下来。
“后来怎么处理的？”
“第三天恢复正常训练。”
“没再出问题。”
“那这例不写‘成功恢复’。”
许知微把记录翻到最后。
“写前期存在过度干预。”
班长明显有点难堪。
但还是点头。
“行。”
第二个问题出在家属随访。
一名家属曾经反映丈夫长期晚归，两人关系紧张。
随访干事为了帮忙，私下找丈夫谈过一次。
谈话本身没问题。
问题出在开场。
对方直接说了一句：
“你爱人觉得你最近不想回家。”
结果丈夫回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追问妻子到底跟随访组说了什么。
两个人原本只是关系疏远。
那天晚上反而真吵了一场。
家属干事坐在后面，听到这里已经低下头。
“我当时是想让他重视。”
许知微没有责备。
只问：
“如果不说‘你爱人觉得’，能不能谈？”
对方想了想。
“可以。”
“比如直接问他最近是不是经常晚回。”
“对。”
“那就是必要事实。”
“至于妻子具体怎么评价丈夫。”
“不是必须转过去的内容。”
那名干事叹气。
“我现在知道了。”
赵春山在旁边小声道：
“这就叫替别人传话。”
许知微看他一眼。
“你记得倒牢。”
“我现在主要负责记错误。”
教室里终于有了点笑声。
可第三个案例一出来，气氛又沉了。
炮兵单位一名战士连续头晕、恶心。
基层骨干看到他前段时间参加过高强度训练，又听他说自己“最近特别紧张”，先按压力反应做了谈话。
拖到第二天症状加重，才重新送医。
后来查出来是胃肠感染伴轻度脱水。
不算严重。
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但确实延误了半天。
韩主任看到记录，脸色直接沉下来。
“这一条培训第一周就讲过。”
负责骨干额头都出汗了。
“我当时看他还能走。”
“也没发烧。”
“就觉得先聊聊。”
“能走不代表没身体问题。”
韩主任道：“一个人自己说紧张，也不等于症状就是心理来的。”
许知微没有重复训。
只在错误表上写下四个字。
顺序错了。
身体异常先排身体。
这是从试点刚开始就定下来的底线。
可真正铺开以后，还是会有人因为“学了心理”，下意识先往心理上靠。
“这一例必须进第二阶段培训。”
许知微道。
“而且不能只写结果。”
“要把当时为什么会判断错也写清楚。”
赵春山忽然问：
“是不是因为学了以后，太想用？”
“有这个原因。”
许知微看向下面的人。
“刚学会一个东西的时候。”
“最容易在哪都看见它。”
“所以这次查错，比查成绩更重要。”
一个上午，真正明显的问题总共翻出六例。
两例过度停训。
一例延误医疗。
两例隐私边界处理不当。
还有一例，是把一个只想找人聊聊的老兵连续列了两周“重点观察”。
对方后来发现班长总盯着自己，反而不敢再去谈。
没有人因此受到严重伤害。
可问题已经够清楚。
试点一旦扩大。
如果这些错误不改。
以后就不是六例。
中午，赵春山拿着自己的记录本翻来翻去。
许知微看他。
“找什么？”
“找我有没有错。”
“找到了吗？”
“还真有。”
赵春山把一页翻给她。
魏国成那个案例。
他前两天连续主动问过三次睡眠情况。
第三次时，魏国成回了一句：
“你现在怎么见我就问睡没睡？”
赵春山当时没多想。
现在再看，才觉得不对。
“我是不是盯太紧了？”
“有一点。”
“可我怕漏。”
“你可以按约定时间问。”
许知微道：“不用每次碰见都问。”
“一个人被反复提醒自己有问题，也会有压力。”
赵春山点头。
自己在本子上补了一句：
随访不等于见一次问一次。
写完以后，他叹气。
“以前总觉得会做比不会做好。”
“现在看。”
“会一点也挺危险。”
许知微笑了一下。
“所以才要复盘。”
下午，第二阶段评估意见正式定下来。
不再用“处理案例数量”做主要成绩。
新增三项。
是否存在不必要干预。
是否能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
发现以后是否完成修正。
方政委看完，点了点头。
“这才像长期能跑的东西。”
“只报成绩。”
“最后大家都会越来越会报成绩。”
赵春山坐在旁边嘀咕。
“政委，您这话听着像在说我们。”
“就是在说你们。”
“……”
教室里笑了一阵。
散会前，杜处长从省里打来电话。
听完东海主动报上的六个问题，他没有批评。
只问了一句：
“有没有哪一种错误。”
“是几个单位反复出现的？”
许知微看向桌上的汇总。
答案很快出来。
不是漏问。
也不是不会谈话。
出现最多的，是另一件事。
基层骨干学会识别以后，容易过早介入。
该观察的急着处理。
该正常生活的急着停训。
该留给本人一点空间的，又盯得太紧。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
“那下一阶段。”
“就别再教他们怎么多做一点了。”
杜处长道。
“教他们什么时候。”
“该什么都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