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教授在第二天下午给了我一个U盘。里面的内容是一组声呐测绘数据的时间序列，覆盖了1987、1995、2004和2016年四次大规模测绘的原始记录。U盘外壳被划了很多道细痕，像是被反复插入和拔出过太多次。
我用阿乐的设备跑了一遍那些数据。屏幕上四次测绘的声呐图像按年份排列成一行——同一个海域，同一个坐标，同一个声学空白区。1987年直径约八百米，1995年约一千二百米，2004年约一千九百米，2016年约二千七百米。它在长大。那个空白区像一只正在缓慢扩张的眼睛，持续地向四周吞噬着正常的声学回波信号。
每十年大一圈。教授说，他的眼镜片在日光灯下反着白色的光。按照这个速度推算，2020年代末期它的直径会超过四公里。如果它继续长下去，什么时候会到达某个临界点，我们还不知道。
我坐在屏幕前面看了那四张图很久。左眼的暗金色视野在接触到那些声呐图像时自动把它们叠加到了自己内部的存储区，形成了一个持续更新的动态模型，像一扇正在缓慢打开的门，每年打开一厘米左右，已经打开了很多年。
退役顾问赵工的个人笔记是一本硬皮封面、边角被翻到发白的旧本子。他坚持让我在招待所的房间里看，不让带出门。他在门框边靠着墙等我翻完。
笔记里有一页被折了一个角。时间是1988年3月，记录了一次海军潜艇的绝密深潜任务，目标坐标正是那片无标注海域。潜艇在目标区域停泊期间探测到非机械性声源，持续约十一分钟。声源发出的模式跟任何已知海洋生物不匹配。当时报告被定性为设备故障，但赵工在日记本的页边用铅笔加了一行字——那行字跟正文的颜色深浅不同，像在很久之后才补写上去的：我们听到了什么。那东西在听我们。
我合上笔记本。左眼在读到那行字的时候微微亮了一下，像一盏被短暂触动的灯在确认它所听到的频率与内部存储的某段记录完全一致。
赵工从我手里接过笔记本，说：那十一年之后我退了。退了之后我还在画那个坐标。每隔几年画一次。
为什么？
因为我没听错。他说，我能确定。
林岚是在我看完笔记的当天晚上把她的决定告诉我的。她坐在我房间的沙发上，手里攥着一部已经关机的备用手机。
我跟海军那边申请了——作为观察员参与南海深潜任务。对方拒绝了，理由是非军方人员不得参与敏感海域军事行动。
然后？
老李帮我改了个身份。国际刑警技术观察员。她说，批了。条件是不携带任何记录设备，签署保密协议，而且——
而且什么？
深潜舱只能容纳两个人。
我看着她。她把那部关机的手机放在了茶几上，杯垫边缘压着它的一个角，像被固定在一处已经确定的位置上，不再准备移动。
所以我跟你一起下去。她说，没有别人。
我坐在她对面。窗户外面广州的夜色正在以一种均匀的速度从浅灰转向深蓝，那些覆盖在城市上方的意识之丝在暗金色的视野中呈现出一种平稳的流动状态，像一条河流正在以它自己的速度向南方缓慢地流着，把所有能浮起来的东西都带到同一个出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