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七日。重庆。城南。清晨。
春桃在井台边打水的时候，听见了脚步声。脚步不是从巷口来的，是从巷子深处走过来的。不重，也不急，像一个走了很久路的人刚刚看见目的地，想把最后一段路走得慢一些。她站起身，水桶搁在井沿上，没有提起来。陈树生在巷口站定。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下摆沾着泥，鞋面上有露水，手里没有拎东西。他比走的时候更瘦了一些，颧骨高了一些，但眼睛还是亮的，像一盏被山路颠簸了很久却没有被吹灭的灯。他站在巷口没有立刻往前走，呼吸还没有完全平复，胸膛在长衫下轻轻起伏着。
“我走到镇上了。”他说。
春桃没有动。她站在井台边，手还搭在水桶提手上，水桶悬在半空，桶里的水轻轻晃着，在井沿边沿留下一道细长的痕迹，像一行还没有被读完的字。“你走了多久？”
“从山下到镇上，走了三天。从镇上到重庆，走了四天。”
“脚疼不疼？”
“有点。但能走。”
春桃终于把那桶水提起来，放在井台上。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进灶房。过了一会儿，她端出一碗热粥，放在石桌上，碗沿搁着一双筷子。她没有问他“路上累不累”，也没有说“你瘦了”。她只是把粥放在那里，然后退后一步，像在给一个终于走完山路的人让出落脚的位置。他走过来，在石凳上坐下，端起粥碗，没有吹，喝了一口，烫得眉头动了一下，但没有放下。
春桃站在灶房门口，背靠着门框，看他把那碗粥喝完。粥还剩小半碗的时候，陈树生没有抬头，声音不高：“春桃，我回来了。”
她停了一下：“粥够不够？锅里还有。”
“够。”
他低下头，继续喝粥。春桃转身走进灶房，锅里的粥还冒着白汽。她舀了一碗，搁在灶台上，没有端出去——她怕端出去的时候，他会站起来替她接，而她还没来得及想好用什么姿势把那句“等你很久了”妥帖地放回碗沿上。
上午。院子。
巧英从厂房出来的时候，陈树生正坐在石凳上，手里端着第二碗粥。她在他对面坐下来，没有问他路上怎么样。她只是看了他一会儿：“你走到镇上了。”
“走到了。”
“然后呢？”
“然后就回来了。”他放下粥碗，“北碚的竹子长高了。春桃走的时候，笋尖才露头。现在已经是竹子了。”
巧英看着他的脸——比走的时候瘦了，但眼底那层青灰色散了。他坐在石凳上的姿势比以前稳，背挺着，肩膀没有塌。她知道他还没有完全好，但她知道他能走了。“那就在这儿住下吧。屋子还在。”
“好。”
春桃从灶房出来，把空碗收走。经过陈树生身边的时候没有停。但她走回灶房的步子比刚才慢了一些，像在等一句不会被她听见的话从身后追上她。
午后。城西。槐树巷。
林远山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一封信。信是今天早上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没有署名，但字迹他认得——是钟庆堂的。信上只有一句话：“染方残本。你找的东西在她那里。她不知道。”
他看了很久，把信折好，放进口袋。他没有站起来，仍然坐在门槛上，看着巷口的方向。他在想——那本笔记在钟巧英手里，但她不知道。那意味着她见过那本笔记，但她不记得，或者从来没有翻到过那一页。他站起来，走进屋里，拿出那本随身的笔记，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页面上画着几种颜色的配比，墨迹已经淡了，但线条还在。他看了一眼，合上笔记，把它放进皮箱里，然后坐下等天黑。
傍晚。账房。
巧英正在翻备用本，听见敲门声——不是院门，是巷口通往后院的窄门。轻轻的，两下。她抬起头，没有立刻去开。又响了两下，比刚才稍重一些，像在确认有人听见了。她站起来，走到后门口，拉开门闩。门外站着一个人——灰布长衫，圆框眼镜，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他的手指自然垂着，指关节处有一道淡淡的浅痕。
“钟小姐。我叫林远山。”
巧英看了他一会儿，没有让开门口：“我知道你是谁。你来做什么？”
“我来问一样东西。”他没有跨过门槛，“苏家有一卷染方残本。你母亲苏宛卿手里有过一本。我想知道那本笔记现在在哪里。”
巧英的手指在门框上停了一下：“你找我外公的染方？”
“不是找。是想看。”他顿了顿，“我父亲抄录过其中一部分。我研究植物染料很多年，总有些颜色染不出来。我想看看原稿。”
巧英站在门里，他站在门外。暮色从他们之间穿过去，像一匹正在被裁开的布。她慢慢松开门框，让开门口：“你先进来。”
他跨过门槛，走进院子。她没有关门。
入夜。账房。灯亮着。
林远山坐在巧英对面，面前摊着一本旧笔记。笔记很薄，封面已经磨损了，边角卷起，纸页泛黄。巧英把笔记从抽屉深处取出来，放在桌上：“这是我从我娘的遗物里翻出来的。我以为只是她的染方记录，从没想过里面有我外公的字。”她停顿了一下，“你找的东西，是哪一页？”
“黄色。不是槐花黄，不是栀子黄。是一种更沉的黄。”
巧英翻开笔记，一页一页地翻。翻到中间的时候，她停住了。那一页画着一株植物的根茎，旁边写着几行蝇头小楷，字迹与她母亲的不一样——更老，笔划更紧。她没有看内容，把笔记转过去，让林远山看。
林远山低头看了很久。他的手指悬在纸页上方，没有碰到纸面，像在等一种颜色自己从纸里浮出来：“就是这个。”
他没有急着翻看。他只是看着那一页，像在看一样他找了很久、但已经做好了它可能已经消失的准备的东西。
巧英收回笔记，合上：“你可以抄。不能带走。”
“好。”
他接过纸笔，在灯下坐下来，开始抄。笔尖划过纸面，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春天第一场雨落在干裂的泥地上。巧英没有看他在抄什么，只是坐在对面，看着他抄。她认出了那个坐姿——和她母亲当年坐在灯下写字的样子很像。
深夜。账房外。
林远山把抄好的纸页叠好放进怀里，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巧英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你明天还来吗？”
“明天还来。还有几页没抄完。”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钟小姐，谢谢你。”
“你父亲抄录我外公的染方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巧英的声音不高，“我娘也不知道这件事。你来了，我才知道那几页纸不是空白的。”
他没有接话。他走出去，顺手带上了门。巧英坐在灯下，把那本笔记翻到那一页，看了很久。页面上那株植物的根茎画得很细，旁边的小字密密的，像一个人在用很小的声音说话。她看了一会儿，合上笔记，放回抽屉最深处。
二月二十八日。清晨。院子。
春桃在井台边洗衣裳，陈树生从屋里走出来，在井台旁边的石凳上坐下。他没有说话，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春桃搓衣裳。水从她指缝间漏下来，滴在青石板上，碎成一串细小的亮光。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你坐着，碗里没有粥。”
“刚才喝了。”
“还想喝吗？”
“想。”
她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进灶房。他坐在石凳上，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灶房门口，听着锅盖揭开时白汽漫出来的声音。他把自己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张开又收拢——像在北碚的溪边那样，一寸寸地试探自己还能走多远。
入夜。巧英在“经纬之心”上写下——
“二月二十七日。林远山来了。他在找一段我外公的染方。我翻出母亲的旧笔记，中间那一页夹着外公的字迹，是我娘从没提起过的。他说他明天还来。树生哥回来了。春桃在井台边洗衣裳，他坐在旁边看着，没有走近，也没有走远。念瑾今天叫了一声‘娘’，佩瑜姨说他第一次喊得这么清楚。怀瑾走了一个月了。陆长官说他归队了，一切平安，让我不要忧心。庆堂今晚让人带了一句话：‘春风里关了三天门了，佐藤不在。’宋云澜还没有消息。六月初六，还有四个月。但槐树巷那一页灯亮到深夜，有人正在把一根根失了色的旧根茎重新染回纸上，而我正把那些尚未来临的等待一页页收进夜晚的深处，像河流收走它所有的支流——我知道他们都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