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清办事的确利索。
拿着我那张字迹歪歪扭扭的审批单，他没去走平时那种拖泥带水的流程，直接敲开了办公厅主任的门。半个小时不到，盖着市纪委鲜红大印的调查令就拿到了手里，顺便还从车队调了一辆黑色的桑塔纳。
“明远，我跟你一起去。”黄文清把车钥匙在手里掂了两下，神色凝重，“那地方偏僻得很，你右胳膊又吊着石膏，万一有点什么事，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我没跟他客气，抓起公文包就往外走：“走，赶紧的。我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总觉得这趟去不会太顺利。”
东源精神病防治院在东江市的北郊，离市区足足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
出了主城区，路越走越偏，两边的楼房渐渐变成了大片的农田和荒地。今天天阴得厉害，灰蒙蒙的云彩压得很低，连一丝风都没有，闷得人喘不过气来。
桑塔纳在坑洼不平的柏油路上颠簸了快一个小时，终于在一个光秃秃的小山包前面停了下来。
我推开车门，抬头往上看。
第一眼看到这地方，我心里就猛地打了个突。
这哪里像个医院？这简直就是个设在荒郊野外的碉堡。
高高的围墙足有三米多高，墙头上面不仅拉着带刺的铁丝网，甚至还插着一排排碎玻璃碴子。大门是那种厚重的黑色铁栅栏门，上面挂着个生了锈的牌子——东江市东源精神病防治院。
铁门紧紧关着，旁边有个砖砌的小门卫室，玻璃脏得发黑。
“这也太阴森了。”黄文清走到我身边，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越阴森，里面的猫腻就越大。”我咬了咬牙，用左手拎着公文包，大步走到门卫室跟前，屈起手指敲了敲玻璃。
“笃笃笃。”
敲了好几下，里头才传来一阵椅子挪动的声音。一个穿着保安服、大概五十来岁的老头推开玻璃窗，嘴里还嚼着花生米，没好气地瞪着我们。
“敲什么敲！干嘛的？今天不是探视日，走吧走吧！”老头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作势就要关窗户。
黄文清眼疾手快，一把按住窗框，直接把市纪委的工作证递了过去。
“市纪委的，来办案。开门。”黄文清的声音冷硬。
老头原本那副爱搭不理的表情，在看清“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几个红字的时候，瞬间僵住了。他嘴里的花生米都忘了嚼，结结巴巴地说：“纪……纪委？同志，咱们这是医院，没听说有啥干部在这儿看病啊……”
“少废话，有调查令。赶紧开门，我们要见你们院领导。”我不耐烦地打断他。
“哎，哎，您二位稍等，我得先打个电话请示一下。”老头赶紧抓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几个号，捂着话筒小声嘀咕了几句。
过了一会儿，他放下电话，按下桌上的一个按钮。
“嘎吱——”
厚重的黑色铁栅栏门缓缓往两边拉开，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我和黄文清对视了一眼，迈步走进了院子。
一进大门，那种压抑的感觉就更重了。
院子里种着几棵粗大的老槐树，树冠遮天蔽日的。正前方是一栋五层高的灰色大楼，每一层的窗户外面，全都焊着大拇指粗的防盗铁栏杆，连个缝隙都不留。
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这地方静得可怕。
没有一般医院那种护士推着车走动的声音，也没有家属交谈的嘈杂。偶尔从某扇紧闭的窗户后面，传来一两声凄厉的怪叫或者沉闷的撞击声，听得人头皮一阵阵发麻。
王大柱，那个当过兵、认死理的汉子，就在这种鬼地方，被关了整整十三年。
想到这，我感觉胸腔里那股火烧得更旺了。
我们刚走到大楼门口，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微胖中年男人就迎了出来。他胸前挂着个工作牌：医务科副科长，马建明。
“哎呀，二位就是市纪委的同志吧？我是医务科的老马，刚接到门卫的电话。”马科长满脸堆笑，热情地伸出双手，“不知二位领导今天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啊？”
“找个安静的地方说。”我没跟他握手，直接冷冷地甩了一句。
马科长脸上的笑容稍微僵了一下，但马上又恢复了正常：“行，行。去我办公室，这边请。”
跟着马科长上了二楼，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来苏水混杂着尿臊味的怪味儿。每隔几米就有一道铁栅栏门，得马科长拿钥匙一道一道地开，进去之后又“咣当”一声从外面锁死。
这根本就是监狱的管理模式。
进了医务科办公室，马科长招呼我们坐下，又要去倒水。
“水就不喝了，咱们办公事。”
我把公文包放在桌子上，左手直接把那份市纪委的调查令拿出来，“啪”地一声拍在马科长的办公桌上。
“马科长，我们今天来，是要见你们院里的一个病人。并且需要向他了解一些十三年前的旧案情况。”
马科长看了一眼调查令上的红章，脸上的笑容渐渐收了起来，换上了一副公事公办的严肃表情。
“沈主任，黄主任。纪委办案，咱们医院肯定是全力配合的。”马科长在自己的老板椅上坐下，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不知道您二位要见的，是哪位病人？”
“王大柱。”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吐出这个名字，“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从青云县转送过来的。”
听到“王大柱”三个字，马科长的眼皮明显地跳了一下。
虽然动作很微小，但根本逃不过我的眼睛。他绝对知道这个人。
可是，马科长并没有马上接话，而是拉开抽屉，拿出一本厚厚的名册，装模作样地翻找了起来。
“王大柱……一九九五年……哎哟，这可有些年头了啊。”马科长一边翻，一边皱着眉头嘟囔，“我们这儿的病人进进出出，好几百号人呢……”
“马科长，大家都是体制内的人，这种拖延时间的太极拳就别打了吧？”黄文清在旁边冷冷地开了口，“市委大数据库里有清清楚楚的在院记录，王大柱现在就住在你们医院重症三病区，病历号是。你要是找不到，要不要我给市卫健委的领导打个电话，让他们帮你一起找？”
这句话一出，马科长翻本子的手停住了。
他抬起头，看了看黄文清，又看了看我，突然叹了口气，把名册合上。
“二位领导，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
马科长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语气变得非常生硬，甚至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专业傲慢。
“王大柱的确在我们医院。但是，今天你们不能见他。”
我眉头一皱，心里的火气顿时往上冲：“不能见？凭什么不能见？我们手里有市纪委的正式调查令！你在抗拒组织审查？”
“沈主任，您这顶帽子扣得太大了，我可戴不起。”
马科长丝毫不惧，他不紧不慢地从旁边的档案柜里抽出一个厚厚的病历夹，推到我们面前。
“我不是抗拒纪委办案，我是个医生，我得对我的病人负责，也得对你们二位的人身安全负责。”
马科长指着那个病历夹，振振有词地说：“王大柱是重度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伴狂躁。十三年了，他的病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就在昨天晚上，他还突然发病，把同病房的一个病人给咬伤了，连查房的护士都挨了他一拳。”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直逼着我。
“沈主任，他现在正处在极度的应激状态中，刚刚给他注射了大剂量的镇定剂，人还被束缚带绑在床上。这种精神状态下，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回答你们关于十三年前的问题？”
我冷笑一声：“他能不能回答，那是我们纪委的事。你只要把病房门打开就行。”
“那不行！”
马科长猛地提高了音量，语气坚决，没有半点退让的余地。
“精神卫生法有明确规定。对于处于狂躁期和严重发病期的精神病人，为防止发生不可控的自伤或伤人事件，除了主治医生，拒绝一切外人探视。包括家属，也包括公检法和纪委。”
他伸手把桌上那张市纪委的调查令推回到我面前。
“沈主任，这可是精神病院的重症区。您要是硬闯，万一刺激得他病情加重，导致心力衰竭或者猝死。这个责任，是算在市纪委头上，还是算在您沈主任个人的头上？”
这番话，就像是一堵密不透风的铁墙，硬生生地砸在了我的面前。
我死死地盯着马科长那张带着几分得意和笃定的脸，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这叫什么？
这叫用合法的医疗规定，来对抗合法的行政调查。
他搬出了精神卫生法，搬出了病人的生命安全，直接把我手里那张盖着市纪委大印的调查令，变成了一张废纸。
我如果现在不管不顾地硬要冲进病房，他们大可以直接报警，甚至在病房里搞出点什么“突发抢救”的戏码。到时候，我不仅见不到王大柱，反而会背上一个“暴力执法、草菅人命”的大黑锅。这就刚好中了他们的圈套。
“沈主任，我们医院也是按规章制度办事。希望您能理解。”马科长见我不说话了，语气又缓和了下来，重新挂上了那副虚伪的笑容。
“那他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黄文清压着火气问。
“这个嘛，精神类疾病谁也说不准。”马科长摊了摊手，“短则十天半个月，长的话……一年半载也是有的。等专家组评估他的精神状态稳定了，随时欢迎二位再来。”
一年半载？ 别说一年半载，我连一个星期都等不起。
等十天半个月过去，省委开会的风头一过，刘建国那边肯定早就把王大柱给无声无息地处理掉了。
我坐在椅子上，感觉右胳膊石膏里的伤口在一阵阵地抽痛。胸腔里那股邪火四处乱撞，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发泄的出口。
这种感觉，太憋屈了。太窒息了。
在青云县，我面对的是何卫国那种摆在明面上的暴力。那种只要你敢拼命，就能咬下一块肉的流氓手段。
但到了东江市，我面对的这层保护伞，竟然如此地严密、高明、甚至合情合理。
他们根本不需要动刀动枪。他们只需要用一张病危通知书，用几条医疗法规，就能让你手里的权力彻底瘫痪，让你眼睁睁看着真相就在一门之隔的地方，却连碰都碰不到。
“走。”
我深吸了一大口气，强行把心里的怒火压下去，左手一把抓起桌上的公文包和那张被退回来的调查令，猛地站起身。
“明远？”黄文清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就这么放弃了。
“我说走。”我没有看马科长，转身大步走出了医务科办公室。
走廊里依然是那种令人作呕的来苏水味。
马科长殷勤地跟在后面，拿钥匙一道道地给我们开铁门。
就在我们走到一楼大厅，准备出门的时候。
“啊——。你们放开我。我没疯。是他们要杀人！！”
突然，楼上不知道哪间病房里，传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那声音沙哑得像是在砂纸上磨过，透着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绝望。
我的脚步猛地一顿，浑身的汗毛在这一瞬间全部立了起来。
我猛地抬起头，死死盯着二楼楼梯口的方向。
“快点快点。三病区那个又犯病了。赶紧拿氟哌啶醇过去。加大剂量。”
楼上隐隐传来医生护士急促的奔跑声和呼喊声。
王大柱的病历号。
刚才那声惨叫，是王大柱发出来的。
他在喊，他没疯。他在喊，有人要杀人。
我死死地咬着后槽牙，双眼布满了红血丝，左手已经攥成了拳头，指甲深深地掐进了肉里。
我离他只有不到二十米的距离。
只要冲上那层楼梯，我就能看到那个替我爸扛了十三年黑锅的汉子。
“沈主任。”
马科长快走两步，直接挡在了楼梯口前面。他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眼神变得阴冷而警告。
“您听到了，病人的情绪极度失控。为了您的安全，请回吧。”
我看着马科长，看着他身后那道冰冷的铁栅栏门。
这哪是精神病院？这分明是刘建国和陈鸿图私设的阎王殿。
“我们走。”
我咬着牙，一字一顿地从牙缝里挤出这三个字，转身走出了大门。
回市区的路上。
桑塔纳车里死一般的寂静。
黄文清开着车，一言不发，脸色铁青。我坐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手里死死地捏着那张被退回来的调查令，纸都被我捏得皱成了一团。
这层保护伞太硬了。
硬得超出了我的想象。
他们不仅能控制市医院的高干病房，甚至连这种偏僻的精神病院，都被他们打造得像个铁桶。这绝对不是周鹤年一个县长能布下的局，这是刘建国，甚至陈鸿图在东江市经营了十几年的权力网络。
回到市委大院，我俩一言不发地直接上了三楼，推开了韩永年书记办公室的门。
韩永年正在看文件，见我们俩灰头土脸、满身戾气地走进来，他放下手里的笔，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碰钉子了？”韩永年没有意外，语气很平静。
我没说话，走上前，把那张皱巴巴的、没有盖对方接收章的调查令，轻轻地放在了韩永年的办公桌上。
“韩书记，这东江市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浑。”我声音沙哑，“人见不到。他们拿精神卫生法当挡箭牌，说病人狂躁，打了镇定剂。调查令被直接退回来了。”
韩永年看着桌上那张皱成一团的纸。
他没有发火，也没有问具体的经过。
他只是慢慢地伸出手，把那张纸抚平。然后，他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目光深邃地看着我。
“小沈，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能把一个精神病院，防得连市纪委都进不去？”
“因为他们怕。”我咬牙切齿地说，“因为他们知道王大柱手里捏着他们的死穴！他们买通了医院的领导，死死地把人捂在里面！”
韩永年摇了摇头。
“不是买通。”
韩永年放下茶杯，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异常清晰，却又透着一股让人绝望的寒意。
他看着那张退回的调查令，缓缓开口。
“小沈，这家东源精神病防治院，去年刚刚进行了一次人事大调整。新上任的院长，叫刘庆军。”
韩永年停顿了一下，抬起头，那双藏在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刘庆军。是原常务副市长刘建国……没出五服的远房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