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纪委招待所，三楼那间最隐蔽的隔音会议室里，现在的气氛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我站在单向透视玻璃后面，死死盯着里面的情况。手心全都是汗，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
玻璃那头，王大柱换上了一身干净的灰色中山装，头发也理过了。虽然人还是瘦得像把骨头，但比起昨天在精神病院地下室里那副鬼样子，已经有了几分人样。他正端着一个白瓷茶缸，时不时地喝上一口热水，眼神有些局促，但也透着股子倔强。
坐在他对面的，是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的主任，李教授。这是姚国栋连夜从省城请来的权威泰斗。
过了好半天，李教授合上了一沓厚厚的测试量表，摘下老花镜，站起身走出了测试室。
“李教授，情况怎么样？”姚国栋赶紧迎上去，我也急忙凑了过去。
李教授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震惊和感慨：“医学奇迹啊。正常人如果在那种环境里，每天被强制注射氯丙嗪这些强效精神药物，别说十三年，三年脑子就得彻底废掉。可是这位老人家……”
“他没疯对吧？”我急切地打断了教授的话。
“没疯。”李教授重重地点了点头，“他的认知、记忆、逻辑表达，完全正常。我刚才做了全面的精神鉴定，他不仅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他对十三年前那些事的记忆，清晰得可怕。支撑他熬过这十三年的，是一股常人难以想象的执念。”
听到这句话，我感觉悬在嗓子眼里的那颗心，总算是结结实实地落回了肚子里。
“太好了！”姚国栋猛地一拍大腿，转头看向我，“明远，带上执法记录仪，叫上文清做笔录。咱们现在就进去，把这十三年的旧账，一笔一笔地翻明白。”
“好！”我用力揉了揉发酸的眼眶，推门走进了会议室。
王大柱看到我进来，立即放下了手里的茶缸，有些局促地想要站起来。
“大柱叔，您坐，您快坐着。”我赶紧走过去，扶着他的肩膀让他重新坐好。
姚国栋坐在了主审的位置上，我坐在他旁边，黄文清在角落里打开了录像设备和笔记本电脑。
“王大柱同志。”姚国栋声音放得很轻，“今天咱们在这里，没有外人。省里的精神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您现在是个完全正常、自由的人。今天您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全程录像，作为呈堂证供。”
王大柱看着那些闪着红灯的机器，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
“大柱叔。”我看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我想问您，九五年四月二十五号那天，也就是我爸出事的那天，您到底看到了什么？”
一听到这个日子，王大柱的身子猛地哆嗦了一下。
他那双浑浊的眼睛瞬间就红了，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他伸出那双干枯的手，死死地抓着桌沿，手背上的青筋都根根暴起。
“那天……那天雾大得很啊……”
王大柱的声音像是在砂纸上磨过一样，沙哑，粗粝，带着一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绝望。
“明远啊，你爸前一天晚上，偷偷摸摸地到我家里来找过我。他跟我说，账本的事已经露馅了，陈鸿图他们要下死手。他说他明天一早就得带着材料去省里，让我这段时间躲着点，别露头。”
“我不放心啊！”王大柱一拍大腿，老泪纵横，“你爸那是为了咱们青松乡的老百姓去拼命，我哪能躲着？那天早上天还没亮，下着毛毛雨，我就蹲在乡政府外面的那个土坡子上等他。”
我紧紧咬着牙，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但我连擦都不敢擦，生怕打断了他。
“大概早上六点半，你爸开着乡里那辆破桑塔纳出来了。他车开得很慢，顺着盘山公路往县城的方向走。”
王大柱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可是，你爸的车刚开出去没两里地，后面突然就窜出来两辆没有牌照的白色面包车。那两辆车开得疯快，就像是不要命一样。”
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黄文清敲击键盘的“噼啪”声。
“我看情况不对，就在坡上跟着跑。盘山公路到了那个鬼见愁的大拐弯那儿，你爸的车减速了。可是后面那两辆面包车，根本就没踩刹车啊。”
王大柱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双手在半空中比划着，仿佛那可怕的一幕就发生在眼前。
“砰——！就那么硬生生地撞上去了啊。”
“第一辆车撞了你爸的车屁股，桑塔纳直接就失控了，撞在护栏上打转。紧接着，第二辆面包车又从侧面狠狠地顶了上去。”
“那栏杆本来就生锈了，哪里挡得住啊。你爸的车，就那么连人带车，翻下了那个几十米深的山沟啊。”
轰！
我的脑袋里就像是炸开了一记响雷。
十三年了。交警大队的事故鉴定报告上，白纸黑字写的是“雨天路滑，大雾视线不良，司机操作失误导致坠崖”。
我一直以为我爸是死于意外，或者最多是有人在车上动了手脚。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是一场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谋杀。
“王八蛋……这帮丧心病狂的畜生。”姚国栋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茶杯里的水都溅了出来。
我感觉嘴里尝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下嘴唇给咬破了。
“大柱叔。”我强忍着那种快要把我撕裂的愤怒，颤抖着问，“您看清开车的人是谁了吗？”
“雾太大，车玻璃上又全是泥，我没看清脸。”王大柱颓然地坐回椅子上，摇了摇头，但紧接着，他咬着牙说，“但我认识那两辆车。那是青松乡沙石厂的运货车。沙石厂的老板，就是张树堂的亲小舅子。”
张树堂。又是这个王八蛋。
“那后来呢？”姚国栋紧跟着追问，“您既然全看见了，为什么不去报警？为什么不去县里或者市里告他们？”
“我怎么没去啊。”王大柱哭出了声，“我当时魂都吓飞了，连滚带爬地抄小路往县城跑，我想去公安局报案。可是，我还没跑到县城边上，就被一辆黑色的桑塔纳给拦住了。”
“谁拦的您？”
王大柱抬起头，那双满是红血丝的眼睛里，射出了刻骨的仇恨。
“是周鹤年！”
“那时候他还是个代县长。他的司机把我强行塞进车里，直接拉到了县长办公室。”
王大柱一边说，一边痛苦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周鹤年把我按在沙发上。他居然还在笑。他笑着拿出一个高档的紫砂壶，亲手给我倒了一杯茶。他说，老王啊，盘山路上的事，你什么都没看见对吧？”
“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的鼻子骂，我说你们这是杀人，我要去省里告你们。我要让你们全都挨枪子儿。”
“他也不生气，就那么阴恻恻地看着我。”王大柱的声音哆嗦得厉害，“他说，老王，青松乡的事翻篇了。沈伯言运气不好，自己开车不小心掉下去了，县里已经定性了。你把这杯茶喝了，回家好好睡一觉，权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要不然，你家那个刚考上高中的孙子，可就不好说了。”
我听到这里，后背顿时冒出了一层冷汗。
拿家人的命来威胁。这是这帮人最惯用的伎俩。
“我没办法啊……”王大柱捂着脸，眼泪顺着指缝往下淌，“我只能端起那杯茶喝了。可是……可是那茶一进肚子，没出十分钟，我这脑袋就开始发晕，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人已经被绑在东源精神病院地下室的铁床上了。他们每天给我打针，灌药，硬生生说我是个疯子。”
“这一关……就是整整十三年啊。”
王大柱嚎啕大哭，这哭声里，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冤屈、不甘和折磨，听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连一向冷脸的黄文清，都在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飞快地敲着键盘。
整整两个小时，这份带着血泪的证言终于录完了。
当王大柱在那份十几页纸的笔录上按下红彤彤的手印时，我看着那个指纹，感觉它重得像是一座山。
完整的人证。
不可辩驳的作案经过。
清晰的包庇与下毒手链条。
加上省里的精神鉴定报告，还有全程的录音录像。
铁证如山。
这一次，周鹤年就是有一百张嘴，他也绝对翻不了案了。
把王大柱安排回招待所的房间休息后，我和姚国栋、黄文清回到了专案组的办公室。
“沈主任，”黄文清兴奋地把打印好的卷宗整理好，“这份证言太关键了。直接把周鹤年从和职务犯罪，拉到了包庇故意杀人罪上！您说，有了这份证据，能不能直接判周鹤年死刑？”
我看着桌上的卷宗，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
“够呛能直接判死刑。”我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为什么？”黄文清不解地问，“他都包庇杀人了，还把人关在精神病院十三年，这还不够枪毙的？”
姚国栋在旁边点了一根烟，语气沉重地解释道：“文清，法律讲究的是证据链闭合。王大柱的证言，能证明周鹤年包庇、非法拘禁，甚至是包庇杀人。但这只能算是从犯或者包庇罪。”
姚国栋吐出一口烟圈：“真正在幕后拍板要除掉沈伯言的人，是陈鸿图！周鹤年当年只是个代县长，他也是在替陈鸿图擦屁股。”
“而且。”我接过姚国栋的话茬，接着分析，“那两辆撞车的面包车司机是谁？张树堂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执行层面的人一天没抓到，杀人的直接证据就差那么一环。”
“那咱们就拿周鹤年没办法了？”黄文清有些泄气。
“谁说没办法？”我冷笑一声，“光是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再加上这十三年的非法拘禁，就足够周鹤年在牢里把牢底坐穿了。只要能撬开他的嘴，让他咬出陈鸿图，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办公室里的讨论。
姚国栋放在桌上的那部红色的保密手机响了。
这都已经深夜十一点半了，这个时候打保密专线过来的，绝对不是小事。
姚国栋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瞬间变了。他猛地站直了身子，对我们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然后迅速按下了接听键。
“喂，首长好！我是姚国栋。”姚国栋的语气前所未有的恭敬。
电话那头的声音没有外放，我听不清说了什么，但我能看到姚国栋的脸色从凝重，慢慢变成了震惊，最后化作了一股难以抑制的狂喜。
“是！明白！请首长放心，东江省纪委专案组，全体待命，绝对配合好巡视组的工作。”
“啪”地一声挂断电话。
姚国栋转过身，看着我和黄文清，拿着手机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姚组长，谁的电话？”我忍不住问。
姚国栋深吸了一口气，压低了声音，但那声音里的力量却像是要在平地里卷起一阵飓风。
“是苏国铮。”
“省委巡视组，组长！”
我和黄文清倒吸了一口凉气。省委巡视组？
姚国栋的眼睛亮得吓人，他一字一顿地说道：“苏组长刚才在电话里说。明天一早，省委巡视组将正式进驻东江省。”
“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青云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