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威胁我，不准说出我丈夫临死前的那句话。”
周志成的妻子说完，双手已经抖得握不住。
审判长立即询问：
“谁威胁你？”
“不知道。”
“通过什么方式？”
“电话。”
“有没有保留记录？”
“有。”
女人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却没有立即交出去。
“他说，如果我敢在法庭上乱说，周明就回不了家。”
旁听席顿时响起议论。
杨复初猛地抬头。
周明已经失踪。
而威胁电话，竟然在他失踪前后出现。
审判长立即制止议论，询问电话接收时间，并要求书记员记录。
“你现在是否愿意向有关人员提供这段通话记录？”
女人咬着嘴唇。
“愿意。”
“但我不想再有人出事了。”
审判长没有催促她继续陈述涉及威胁者的细节。
“相关线索将依法移送核查。涉及你和家人的安全问题，也可以提出保护申请。”
随后，法庭继续核实她所掌握的死亡经过。
“周志成临终前究竟说了什么？”
女人抬头看了一眼杨复初。
“他说……”
她停顿许久。
“让周明把他留下的旧账交出去。”
公诉人立即询问：
“什么旧账？”
“不清楚。”
“交给谁？”
“他只说，别再留在家里。”
“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
“最后一次送医院的路上。”
辩护律师随即申请核对当时的随车急救记录，确认周志成是否具有清醒表达能力。
公诉人没有反对。
因为这句话如果属实，可能涉及与死亡原因有关的其他线索。
但在核实之前，谁也不能仅凭家属回忆认定它与本案存在必然联系。
杨复初始终没有插话。
他看见女人说完之后，下意识摸了一下自己的右手腕。
动作很轻。
可他眼神突然变了。
那个位置，他见过。
只是现在还不能确定。
就在这时，旁听席后方突然传来哭声。
“我的儿啊！”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扶着座椅站起来。
她是周志成的母亲。
也是失踪的周明的母亲。
“你们到底还要问多少遍？”
“我大儿子死了！”
“现在小儿子也找不到了！”
老人哭得几乎站不稳。
旁边家属赶紧扶住她。
“我就两个儿子。”
“志成死的时候，你们说要查。”
“现在小明没了，你们还说要查。”
“到底什么时候能查出来啊！”
审判长立即要求工作人员协助老人坐下，并询问她是否需要暂停旁听。
周母却不肯走。
“我今天就是想听一句实话。”
她抬头看向杨复初。
“你到底有没有治过我儿子？”
杨复初站起身。
“治过。”
“你给他扎过针？”
“扎过。”
“那他为什么死了？”
杨复初沉默了。
周母眼泪不断往下掉。
“我不懂你们那些东西。”
“我只知道，志成进门时还能跟我说话。”
“后来人被送进医院，就再也没回来。”
“你告诉我，我该找谁？”
杨复初看着老人。
“您可以要求查清所有责任。”
“我该承担的，我不会躲。”
“那你说是不是你害死他的！”
“现在不能这样认定。”
周母忽然哭得更厉害。
“你们这些懂医的人，说话怎么都一样！”
“我只想要儿子活着！”
法庭工作人员上前安抚。
审判长宣布短暂休庭，让周母到旁边休息。
杨复初重新坐下。
苏婉清看见他的手紧紧攥着椅子扶手。
她知道，刚才那些话比任何指控都让他难受。
死人无法回来。
这种痛苦，也不该被当成推理游戏。
可就在周母被扶起的一瞬间，杨复初看见了一个动作。
老人的右手先微微蜷缩。
紧接着喉结动了一下。
然后才开始咳嗽。
他的目光猛地停住。
与赵启早期的异常反应，太像了。
但赵启当时已经明确出现意识障碍。
眼前的周母却始终能够正常表达。
仅凭一个动作，还不能说明什么。
杨复初没有开口。
他记住了这个细节。
二十分钟后。
庭审恢复。
下一位到庭陈述情况的家属，是另一名死者许国梁的妹妹许春梅。
她四十岁左右，穿着一件深灰色外套。
坐下之后，始终没有看杨复初。
公诉人先核实她与死者的关系及当时是否在场。
得到肯定回答后，开始询问治疗经过。
许春梅说得很快。
“我哥哥当时已经不舒服了。”
“我们想送医院。”
“杨复初却说，他有办法。”
“然后就让人按着我哥哥，强行施针！”
旁听席又出现议论。
公诉人问：
“你亲眼看见了吗？”
“看见了！”
“患者当时有没有反抗？”
“有！”
“怎么反抗？”
“手一直乱动。”
“是不是明确表示拒绝治疗？”
许春梅迟疑片刻。
“他一直动，难道还不是不愿意？”
公诉人没有继续引导。
转而询问她当时所处的位置。
“我站在门口。”
“房门是开着的吗？”
“后来关上了。”
“所以你看到的是前面一部分？”
许春梅点头。
“但我看见他让人按着我哥哥了！”
她突然转头看向杨复初。
“你敢说没有？”
杨复初抬头。
“有人扶住过许国梁。”
“针也是我施的。”
“但当时他已经出现意识混乱和肢体抽动。”
“扶住他，是为了避免他在操作中受伤。”
许春梅立即反驳：
“人死了，你当然怎么说都行！”
杨复初没有继续争。
辩护律师站起来，申请播放当时留存的部分现场录像。
获得许可后，画面出现在屏幕上。
许国梁躺在床上。
身体确实在剧烈抽动。
两名协助人员扶住他的手臂。
杨复初正在准备针具。
画面只能证明当时存在肢体约束和针刺操作。
至于患者是否曾明确拒绝、操作是否适当，仍需结合其他证据判断。
辩护律师没有夸大这段录像。
只问：
“许女士，你当时看到他手臂抽动，是否能够确定那是主动拒绝？”
许春梅脸色涨红。
“我不是医生！”
“我只知道他不愿意！”
“你是听他说过不愿意，还是根据动作判断？”
许春梅沉默了几秒。
“根据动作。”
辩护律师点头。
“没有其他问题。”
这一轮询问，至少把两件事分开了。
杨复初确实实施过针刺。
但家属所说的“强行”，有一部分来自她对患者动作的理解。
这并不证明治疗没有过错，却不能直接当作患者明确拒绝治疗的证据。
公诉人随即补充指出，即便患者处于意识混乱状态，治疗是否取得适当授权、是否符合相应要求，仍然需要独立审查。
审判长将双方意见全部记录。
杨复初原本还在看屏幕。
突然，他转过头，看向许春梅。
女人正在喝水。
杯子刚碰到嘴唇，她的右手忽然抖了一下。
水洒出几滴。
她连忙用纸擦拭。
下一刻，她喉咙轻轻动了两次。
杨复初后背陡然绷紧。
又是这个动作。
他终于想起了此前的一件事。
案件最早进入调查阶段时，他曾在调解登记处远远见过几名死者家属。
当时周母身体虚弱，许春梅也曾突然咳嗽。
两个人身上都有一股极淡的滞涩气机。
他那时以为是长期悲伤、睡眠不足所致，没有贸然判断。
后来赵启从冷库被救出。
相似的气机，曾出现在赵启蛊毒发作之前。
而现在——
周母身上还有。
许春梅身上也还有。
两名来自不同家庭的人，异常反应竟如此接近。
杨复初慢慢坐直。
如果只是悲伤，可以解释咳嗽。
如果只是紧张，也能解释手抖。
可那种气机运行到咽喉处突然停顿、又往胸前回冲的感觉，他已经见过不止一次。
赵启在发作前，正是如此。
杨复初看向许春梅右手腕。
袖口遮住了一部分皮肤。
可就在她擦水的时候，腕侧露出一粒极淡的灰点。
位置与赵启早期出现异常的地方相近。
杨复初没有立刻认定那就是蛊痕。
单凭肉眼观察，灰点可能只是普通皮肤变化。
他需要能够让其他人检查、记录、复核的证据。
“杨复初。”
辩护律师低声提醒。
“你怎么了？”
“家属可能有异常。”
律师一怔。
“什么异常？”
“现在说不准。”
“跟赵启有关？”
“有相似之处。”
律师脸色立即变了。
“你别在法庭上直接说他们中了蛊。”
“我知道。”
杨复初看向审判席。
“我需要申请一项检查。”
律师压低声音：
“你先告诉我检查什么，依据是什么。”
杨复初将自己观察到的动作、时间和赵启此前的记录简单说明。
律师听完，沉默了片刻。
“这只能构成怀疑。”
“所以要检查。”
“家属不是被告，也不能因为你觉得异常，就要求他们接受身体检查。”
“我不会碰她们。”
杨复初回答。
“由医院检查。”
“本人自愿，法院依法决定是否需要安排。”
辩护律师看了他一眼。
“你确定？”
“确定。”
此时，许春梅已经结束陈述。
审判长正准备询问下一项证据。
杨复初忽然举手。
“审判长。”
“被告人有什么意见？”
“我想提出一项申请。”
公诉人抬起头。
“什么申请？”
杨复初没有立即回答。
他再次看向旁听席。
周母坐在那里，脸色苍白。
她似乎已经哭累了，靠在亲属肩上。
可右手仍在不自觉地轻轻蜷缩。
一次。
两次。
节律竟与许春梅方才的动作接近。
杨复初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把它当成偶然。
如果两位家属身上的异常确实与赵启相似，接下来可能出现的风险，绝不只是庭审中的争议。
但这种判断必须接受验证。
审判长再次开口：
“杨复初，请说明申请事项。”
辩护律师起身，表示已经了解被告人的申请意向，并请求依法提出。
杨复初随即站直。
“审判长，我刚才观察到两名到庭家属存在相似的异常身体反应。”
“这种反应，与赵启此前接受救治时的部分早期表现相近。”
公诉人皱眉。
“你想说明什么？”
“目前不能证明她们患有相同疾病，也不能证明与本案存在必然关联。”
杨复初看着审判席。
“但我担心她们也有健康风险。”
“因此，我请求在本人自愿、医疗机构独立评估的前提下，安排必要的身体检查，并依法保存与本案可能有关的客观结果。”
审判长神情严肃起来。
“你具体要求检查谁？”
杨复初抬起手。
先指向周母。
随后看向许春梅。
“我申请检查这两位死者家属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