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
分局来了两个人。
一个姓孙，四十出头，国字脸，穿便衣。一个年轻些，姓方，戴着眼镜，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
孙队长把派出所的人叫到会议室，关上门，开了个短会。
“这个案子，上面打了招呼。失踪女婴，四个月，属于特殊群体。周边的湖南老乡动员了几百号人，搞出来的动静不小。局里压力下来了，必须马上要有个方向。”
“方向？”派出所的老民警抬起头，“孙队，附近监控太少。菜市场那个侧门，就巷口有一个摄像头，还是坏的。”
“坏的？”
“上个月就坏了，报修了，还没修。”
孙队长把眉头皱起来。
“那还有什么地方的监控？”
“菜市场正门有一个，是卖鱼的老板自己装的。斜对面有个小卖部，门口装了一个，拍得到半条巷子。再远就是大路口的天网，但那边的角度只能看到马路，看不到巷子里面。”
“调了没有？”
“昨晚就调了。”
“看到什么？”
老民警把一台笔记本电脑转过来，点开一段视频。画面有些模糊，角度偏，拍的是菜市场正门的那条巷子。
时间显示是上午十点四十七分，正是城管来的那个时间点。
画面里，摊贩们四散奔逃，卖菜的、卖鱼的、卖锅碗的，拎着东西往两边跑。
马玉华抱着孩子从镜头右侧冲进来，跑了两步，往左拐进侧巷，身影消失。
紧接着，一个穿制服的人从画面左侧出现，追了几步停在巷口。
“这是城管。”
“对。”
“他后面呢？”
老民警把画面往后拖，城管在巷口站了大概十几秒，左右看了看，转身走了。巷口空了一阵。几分钟后，又有几个摊贩探头回来。
“从马玉华拐进侧巷，到她回来找孩子，中间大概过了二十分钟。”老民警把画面定格，“这二十分钟里，侧巷没有人出来。”
“没有人出来？”
“对。侧巷是个死胡同，尽头有铁门。从侧巷出来的，只能回到菜市场这个巷口。”
孙队长盯着画面看了几秒。
“那婴儿车呢？”
“婴儿车的位置，刚好在这个摄像头的盲区外面，拍不到。”
“小卖部那个呢？”
老民警切了另一段视频。
小卖部的镜头对着半条巷子，角度更偏，画面里能看到树底下停着一辆婴儿车，但很模糊。
马玉华跑走之后，婴儿车一直在原地。过了大概六七分钟，画面里出现了一个人。
孙队长凑近了看。
那个人穿着深色衣服，戴着帽子，个子不高，从画面左侧走过来，在婴儿车前面站了一下。前后不到半分钟。然后弯腰，抱起婴儿车里的一团东西，转身往画面左侧走，出了镜头。
“这个人是谁？”
“看不清楚。”老民警把画面放大，模糊得很，“衣服是深色的，帽子压得低。身高看不出来，体型中等。”
“男的还是女的？”
“看不出来。”
“左侧是什么地方？”
“左边是一条岔巷，通向后面的居民楼。那一带全是城中村，握手楼，巷子跟迷宫一样。岔路多，出口也多。往北是马路，往南是另一条村道。”
孙队长把视频看了三遍，然后靠在椅背上。
“两个方向。”孙队长把话讲得很慢，“第一，这个人就是趁乱来的。他可能一直在旁边盯着，看见马玉华跑了，孩子一个人留在车里，顺手抱走。”
“第二呢？”
“第二，这个人认识马玉华。知道她几点摆摊，摆在哪里，孩子放在什么位置。城管一来，别人跑，他也跑，但他跑的方向是婴儿车。”
“熟人作案？”
“不能排除。”
老民警把本子翻开。
“昨天下午，马玉华提供一个线索，说旁边有个卖袜子的女的，四十来岁，短发。她跑的时候那个女人就在旁边。我们的人去找了，没找到。”
“没找到？”
“菜市场侧门那一带，摆摊的都是流动的。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我们问了附近几个摊贩，说那个卖袜子的平时住在附近的出租屋，但具体哪一间，没人知道。”
孙队长站起来，走到墙上的地图前面。
“孩子现在在哪里？”
“如果还在广州，最大的可能就在这一带。”老民警在地图上画了个圈，“海珠区，这几个城中村。大塘、沥滘、赤沙、康乐。这几个村住的全是外来人口，出租屋多，人员复杂，查起来难。而且这些地方，抱着一个婴儿进出，没人会多看一眼。”
“往外走的可能性呢？”
“小。”老民警把笔搁下，“昨天下午到今天早上，火车站、客运站、高速路口，都有人布了。带着一个四个月的孩子出广州，没那么容易。火车要买票，大巴要过安检，高速有查车点。人贩子不傻，这个时候往外冲，是自投罗网。”
孙队长点了点头。
“那就先把这几个村查一遍。出租屋、旅馆、旅社，所有能住人的地方，一间一间过。”
“人手不够。”
“叫人。”孙队长把外套拿起来，“我跟分局讲，调人过来。孩子的特征清楚，粉色碎花棉袄，头顶两个旋涡。只要孩子还在这几个村里，翻也要翻出来。”
马玉华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一夜。
王德发在旁边守着，一夜没合眼。老周天亮的时候出去了一趟，买了一袋包子回来，搁在马玉华手边。
“玉华，吃一口。”
“吃不下。”
“吃不下也得吃。”老周蹲下来，把包子往她手里塞，“你两天没吃东西，孩子没找到，你先倒了，谁找？”
马玉华接过包子，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咽不下去。
“老周，我想起一件事。”
“你讲。”
马玉华把包子放下。
“昨天早上，我摆摊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在我摊子前面站了很久。三十来岁，穿灰色的衣服，背着手，一直看我的童装。”
“看了多久？”
“十来分钟。也没问价，也没买，看完了就走了。”
“长什么样？”
“瘦，个子中等，脸没看太清，戴着帽子。”
老周把这段话记在心里。
“后来呢？”
“后来他就走了，往巷子里去了。我当时没在意，摆摊的，来来去去什么人都有。可现在想起来，他在我摊子前面站的那十来分钟，正好是我孩子在我旁边的时候。”
老周站起来，走到孙队长那边，把话转了一遍。
孙队长听完，把本子合上。
“这个人，可能是关键。”孙队长看着老周，“你告诉马玉华，让她仔细想，那个人身上的衣服、鞋子、帽子，有什么特征。哪怕是一个扣子，一条拉链，都可能是线索。”
“晓得了。”
老周回去转告，马玉华闭上眼，想了一阵。
“灰夹克，旧得很，袖口磨白了。裤子是黑的。鞋子……好像是解放鞋，绿色的那种。帽子是黑布的，圆顶。”
孙队长把这些记下来，转头对老民警讲。
“查这几个村的出租屋，留意一个三十来岁男的，穿灰夹克、黑裤子、绿解放鞋、黑布圆帽。”
老民警把记录抄了一份，带着人出去了。
上午十点，老黄回来了。他去菜市场那边跑了一趟，找到了几个摊贩，但那个卖袜子的女人，确实没找到。
“有人说她昨天下午没来摆摊，今天早上也没来。”
“平时呢？”
“平时天天来，风雨无阻。那条巷子，就她一个人卖袜子，摆了两年了。”
孙队长把眉头皱了一下。
“摆两年，天天来，怎么突然不来了。”
“对。”
“她住哪儿？”
“打听了一下，说住在沥滘村。但具体哪一栋，没人讲得上来。我们的人去了沥滘，找了两个小时没找着。”
孙队长靠在墙上，想了一阵。
“先别下结论，她可能害怕了，躲起来了。也可能有别的事，但记住这个点。一个天天出摊的人，出了事就不见了，这本身就不正常。”
老周在旁边听着，没插话。
中午的时候，分局面包车来了。
拉来十几个民警，分成四个组，往四个城中村去。老周的车队也动了，几十台出租车在村口蹲着，看到有抱小孩的出来，就上去看一眼。
下午两点，一组人从大塘村回来，没消息。
下午三点，二组人从沥滘回来，没消息。
下午四点，三组人从赤沙回来，说有一条线索——村口一个小卖部的老板，昨天上午看见一个男的，抱着一个用布裹着的东西，从巷子里急匆匆出来，往村外走。
但那个男的是不是穿灰夹克，老板没看清。
孙队长把这条线索记下来。
“时间呢？”
“大概上午十一点。”
“马玉华的孩子是十点四十七分丢的。十一点从赤沙出来，时间对得上。”
“可赤沙到沥滘，有两条路。走村道的话，二十分钟。走大路绕一圈，四十分钟。那个男的是往哪个方向走的？”
“老板说往东。东边是赤沙村口，出去就是大马路。”
孙队长把地图铺开，拿红笔在赤沙村东口画了个圈。
“如果这个人从赤沙东口出去，往大马路走，上了公交车或者打了个摩托，可以往三个方向去，往南是番禺，往西是芳村，往北是市区。”
“那他到底去哪了？”
“不知道。”孙队长把笔放下，“但赤沙东口出去那个公交站，有监控。”
“去调。”
老周站在旁边，听了一阵，没讲话，转身走到走廊。马玉华还坐在椅子上，怀里抱着那床被子。
“玉华，有线索了。”
马玉华抬起头。
“昨天上午十一点，有人看见一个男的，抱着个东西从赤沙出来，时间对得上。”
“那是牛牛吗？”
“不确定。但方向对。”老周蹲下来，“我跟孙队讲了，让他去调赤沙东口公交站的监控。如果有那个人上车的画面，就能顺着找。”
马玉华把被子攥紧了些。
“老周，你说，牛牛还在广州吗？”
老周看了她一会儿。
“在。”
“你怎么知道？”
“人贩子偷了孩子，第一件事是想脱手。脱手要时间，要找下家。现在全广州的湖南人都在找，几百台车，几千份传单，电台广播一天播八遍。他没有地方去，只能躲。躲在哪个村里，抱着个孩子，不敢出门，不敢买奶粉，不敢去医院。”
老周把话讲得很慢。
“他越躲，越容易露馅。孩子饿了要哭，哭了要喂，喂了要换尿布。一个大男人抱着一个四个月的孩子，在城中村住着，左邻右舍看两天就看出来了。”
马玉华把眼睛抬起来。
“所以他还在？”
“还在。”
“那怎么找？”
老周站起来，看了看窗外的天。
“一间一间找，一个人一个人问。孩子不会凭空消失，总会有人看见。”
窗外的广州，天阴着，云压得低。
城中村的握手楼一栋挨一栋，密密麻麻。
巷子里人来人往，抱孩子的、推婴儿车的、卖菜的、骑摩托的，乱糟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