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岸在當天下午把趙立平的戒指信息查清楚了。
“分局的人說，趙立平那枚銀戒指戴了至少八年。素圈，沒有花紋，左手無名指。兩年前他還在分局當中隊長的時候就已經戴著了。”
沈岸把一杯涼掉的咖啡推到一邊，桌上攤著趙立平的個人檔案。照片上的男人五十出頭，方臉，眉毛很濃，嘴角有一道淺淺的法令紋。左手搭在桌面上，無名指上那枚銀戒指在閃光燈下泛著暗啞的光。
“兩年前三月十七日，趙立平的值班簽到記錄是晚上七點。簽退時間是第二天早上八點。中間十三個小時，他在分局。”沈岸用手指點了點檔案上的時間欄，“但值班室在一樓，大門有監控。我調了那天的監控。”
“拍到什麼了？”
“監控硬盤壞了。兩年前三月十七日的錄像，整個晚上都是空白。”沈岸看著我，“技術科的人說，是硬盤物理損壞，數據無法恢復。”
“物理損壞。這麼巧。”
“對。但值班室的進出登記本還在。那天晚上九點二十分，有一輛警車出庫，登記用途是‘巡邏’。十一點四十分回庫。兩個多小時。”
“誰開的？”
“登記本上的簽名是——趙立平。”
我靠在椅子上，看著天花板。十三個小時的值班，中間兩個多小時不在分局。九點二十分出庫，十一點四十分回來。而急救記錄上，急救車到達李芳家的時間是九點五十八分。趙立平有充分的時間從分局開車到城東李芳家，穿著便服自稱“表弟”，協助急救人員搬運“患者”，然後回到分局。
“沈警官，趙立平的無名指——”
“銀戒指，素圈，戴了至少八年。”沈岸站起來，走到白板前面，在趙立平的名字旁邊寫了一個“戒指”，“林默，你確定李芳最後的畫面里，那只手無名指上戴的是銀戒指？”
“確定。素圈，沒有花紋，表面磨得很亮。”
沈岸在白板上畫了一條線，從“李芳”連到“趙立平”。“兩年前三月十七日，趙立平從分局出車，到李芳家，用某種藥物讓她的心髒驟停。他戴著手套，但戒指沒有摘。他以為一個小瓶子的液體灌進去，尸檢什麼都查不出來。他以為遺體存放兩年，所有痕跡都會消失。”
“但他不知道我能看見。”
沈岸點了點頭。“李芳的遺體不能火化。我要申請重新尸檢。”
“兩年了，還能查出什麼？”
“血液里的藥物代謝物可能已經測不到了，但肝髒和腎髒的深層組織里可能有殘留。而且——”沈岸看著我，“如果趙立平在捂她口鼻的時候，戒指在她臉上留下了壓痕，雖然表面已經消失，但深層軟組織的損傷痕跡可能還在。需要做組織切片。”
“尸檢需要家屬同意。”
“李芳沒有直系親屬了。她的父母十年前去世，孫志強的父母在外地，早就斷了聯系。”沈岸說，“我可以申請以‘死因存疑’為由重新尸檢。但需要時間。”
沈岸把白板上的關系圖重新畫了一遍。趙立平在中心，趙曉東在左邊，馬奎在下面，劉主任在右邊。周海生、孫志強、李芳、劉建軍四個名字，每個名字旁邊都標注了死亡方式和日期。
“林默，”沈岸把馬克筆放下，“我查了趙曉東的通訊記錄。過去一個月，他和劉主任通過三次電話。每次都在周海生死亡前後三天內。”
“劉主任負責周海生的遺體交接。趙曉東負責城北停靈間的換車。馬奎開那輛換乘的面包車。”
“對。三個人，三個環節，一條鏈。”沈岸說，“但鏈條的頂端是誰，我們還沒有直接證據。趙立平是台面上的人，但他一個分局副局長，不可能一手遮天到這種程度。工地的賠償金、運輸公司的調度、殯儀館的遺體交接——這些事需要很多人配合。”
“還有一件事。”我說，“張秀蘭今天來認尸了。劉建軍的老婆。她說劉建軍出事之前跟她說過一句話。”
“什麼話？”
“工地上的賠償金有問題。他說他知道了，要跟一個人談。談完之後，就再也沒回來。”
沈岸把這句話記了下來。他合上筆記本，靠在椅背上。“周海生、孫志強、劉建軍。三個人，三個工地，同一個運輸公司，同一個幕後的人。劉建軍發現了賠償金的問題，周海生也在查。兩個人都死了。”
“因為他們動了不該動的東西。”
沈岸站起來，從抽屜里拿出一副新的乳膠手套，扔給我。“林默，你明天不用去殯儀館了。”
“什麼意思？”
“我給劉主任打了電話，給你請了長假。從明天開始，你正式來支隊上班。臨時顧問，月薪三千，沒有編制。”
我看著他。“三千？”
“嫌少？”
“不少。”我說，“但我想先回一趟殯儀館。”
“干什麼？”
“周海生的遺體還沒火化。我想再看他一次。這一次，我要看清楚那張紙上寫的是什麼。”
沈岸盯著我看了兩秒，然後從抽屜里拿出一副新的乳膠手套，扔給我。“戴上。我跟你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