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秀蘭坐在會議室里，手里攥著一張照片。照片上的男人圓臉，四十歲左右，笑的時候眼楮眯成一條縫，穿著藍色工裝站在工地前面。
“他叫劉建軍，”她說，“在城東工地上干活。半個多月沒回家了，電話一直關機。”
沈岸把照片和無名尸的體貌特征做了比對。圓臉，身高一米七二，左手小指有一道舊疤。全對得上。
“他後腰上有沒有紋身？”
張秀蘭愣了。“紋身？沒有。他怕疼，連耳洞都不敢打。”
沈岸看了我一眼。我站在角落里沒說話。無名尸碎片畫面里那個蛇盤刀紋身，是站在劉建軍身後那個人的。不是死者自己的。
“張女士，劉建軍出事前有沒有跟你說過什麼特別的話？”
張秀蘭低頭想了一會兒，眼圈紅了。“他出事前幾天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我問他咋了，他說工地上的賠償金有問題。他說他知道了，要跟一個人談。談完就回來。”
“跟誰談？”
“沒說。然後就再也沒回來。”她擦了擦眼楮，手指把照片邊緣攥得發皺。
沈岸記了下來。張秀蘭走後，他靠在椅子上盯著天花板。“周海生、孫志強、劉建軍。三個人，三個工地，同一個運輸公司。”
“趙立平。”
“他是台面上的。台面下的人比他更深。”沈岸坐直了身體，“劉建軍死前說賠償金有問題，周海生指甲縫里攥著工傷賠償的紙。這些人出事之後家屬都拿了賠償，都沒再追究。”
“因為賠償金本身就是封口費。”
“對。但有人發現了。一個接一個地死了。”
沈岸站起來走到白板前，在關系圖中心寫了一個“錢”字。“林默，我給劉主任打了電話，給你請了長假。明天開始你來支隊上班。臨時顧問，月薪三千，沒有編制。”
“三千？”
“嫌少？”
“不少。”我說，“但我想先回一趟殯儀館。”
“干什麼？”
“周海生的遺體還沒火化。我想再看他一次。那張紙上寫的是什麼，我要看清楚。”
沈岸看了我兩秒，從抽屜里拿出一副新手套扔給我。“戴上，我跟你一起去。”
到殯儀館時大門已經關了。我刷卡進去，帶沈岸進了停尸間。走廊燈是聲控的，腳步聲一響就亮了，白晃晃地照在水磨石地面上。
周海生的遺體還在c-9號櫃。我拉開抽屜掀開白布。他的臉已經縫合好了，顴骨填充得基本對稱。我把手貼上他的額頭。
碎片畫面來了。那只手，銀色表帶，攥著一張對折的紙。紙邊露出一行字，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清晰——“賠償金差額——孫志強 李芳 劉建軍”。
我收回手。“三個名字。孫志強、李芳、劉建軍。”
沈岸瞳孔縮了一下。
“周海生不是去談賠償金的，是去查。他發現了那些拿了封口費的家庭和沒拿到錢的死者，把名字記了下來。然後他死了。”
沈岸盯著周海生的臉看了很久。排風扇在頭頂嗡嗡轉著。
“那張紙現在在哪？”
我掰開周海生的左手，指縫是空的。右手也是空的。我戴上手套用鑷子撬開他的下頜。下頜骨骨折處已經縫合，但牙齒縫隙里有一小團灰白色的東西。夾出來，是一團被嚼碎的紙，混著干涸的血和唾液，揉成了指甲蓋大小的硬團。
沈岸遞過證物袋。我把紙團放進去。
“帶回局里做技術復原。”
他接過證物袋時手指踫到了我的手，很涼。“這團紙上的名字可能不止三個。”
“什麼意思？”
“周海生記錄了三個。但真正沒拿到錢的家庭可能更多。他只查到了一部分。”
我低頭看周海生的臉。他的表情很平靜，嘴唇微微張開，像還有什麼話沒說完。
停尸間的排風扇突然停了一秒，然後重新轉起來。
“走吧。”沈岸把證物袋收好，“明天開始你有得忙了。”
走出殯儀館時夜風從城北吹過來，帶著水泥和鋼筋的干澀氣味。沈岸站在台階上點了根煙。
“林默，你害怕嗎？”
“怕什麼？”
“趙立平是副局長。手里有資源有人脈有簽字權。你一個入殮師，沒有編制沒有背景沒有靠山。”
我看著遠處城北工地的塔吊燈，像一串紅色的星星掛在夜空。“我在殯儀館干了六年，見過的死人比活人多。我怕的不是趙立平。”
“那你怕什麼？”
“我怕周海生嘴里那團紙上的名字，還沒被全部寫下來。”
沈岸把煙頭踩滅，看了我一眼。“明天早上八點，支隊見。”
我騎上電動車消失在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