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句话，看着陈玉兰此时的神情，任曼莺突然意识到了，叶子谦有一点说的不对，陈玉兰和剧中的角色是真的像啊。
同样是用很好的心态面对那些流言蜚语。
唯一的不同就是，现实中的陈玉兰有个表姐让她离流言的旋涡更远了。
任曼莺相信，如果剧中的角色也有个人拉一把，她一定也愿意出去的。
她没有追问具体更具体的声音，只是把这句话接住了，让它自然停在那里。
此时，客厅里很安静，窗外的桂花树在风中轻轻摆动，偶尔有一两片叶子贴在纱窗上，又被风吹开。
片刻后，陈玉兰把手从薄毯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目光落在茶几边缘那壶茶上。
回忆似乎因为几句话重新浮现在眼前，她找到了一个可以停靠的支点。
然后继续往下说：“我从夫家回来的时候，小荷才三岁。
那时候我爸妈还在，他们没说什么，让我先住下。
我两个哥哥，大哥已经结婚了，住在隔壁，二哥在镇上上班，平时不常回来。
刚开始那几个月，家里人对我还算客气，我妈帮我看着小荷，我就在家帮忙做饭洗衣，日子勉强过得去。”
她停了一下，端起人水杯喝了一口，放下。
“但是人啊....人之间的关系最抵不过的就是时间。”
“后来就不行了，村里开始有人说闲话，说我这么年轻就守寡，肯定耐不住。
说我长得那个样子，迟早要出事。
那些话传到我大嫂耳朵里，她就开始跟我妈念叨，说家里住着个寡妇，不吉利，会影响大哥的运气。
还说得赶紧找个人把我嫁出去。
我妈没接话，但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
我爸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好了，家里的事都是我妈在扛，她不想让我为难，但她也堵不住别人的嘴。”
任曼莺没有打断她，只是把面前的水杯端起来握在手里，眼神温柔地看着眼前的老人。
水杯的温度传递到指尖，像是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动作替对方分担那段记忆的重量。
陈玉兰没有停下，继续说：“后来有一次我去镇上赶集，碰到以前跟我一起做过工的人，她跟我说，有人在她面前打听我的事，问我是不是跟哪个男人走得近。
我当时没说话，回家之后哭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就跟我妈说，我要搬出去住。
我妈不同意，说一个女的带着孩子在外面怎么过。我说，我在这里一天，那些话就一天不会停。
我搬出去，他们没得说，也就不说了。”
说到这里，陈玉兰语气仍然很平，没有明显的起伏。
任曼莺把水杯慢慢放在茶几上，轻声问了一句：“您搬出去之后，跟家里人还来往吗？”
陈玉兰看了她一眼，眼神意味深长地说：“过年过节会回去看看，平时不怎么走动。
我大哥后来出去打工了，大嫂跟着一起走了，家里就剩我爸妈。
我每个月给他们寄点钱，不多，但他们够用。
后来我爸走了，我妈跟着我二哥过，我回去的次数就更少了。”
语气仍旧平静，神情也没有丝毫的波澜。
任曼莺已经很确定，陈玉兰早就从那段不堪的记忆中走了出来，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所以她决定问一些更细致，更深入的问题。
....
就这样，两人又聊了一段时间，基本都是陈玉兰在说。
由于说的都是老家那时候的事情，旁边的陈小荷也插不上嘴，那会她还很小，没什么记忆。
陈玉兰几乎对任曼莺的问题知无不言，特别是任曼莺最期望听到的她在当时村子里的心里想法，陈玉兰直接和盘托出。
任曼莺没有问为什么如此“慷慨”，说了只会徒增裂隙罢了。
她心里清楚，这些说出来的话肯定不是全部，实际的情况肯定比说出来的更糟糕。
又是十来分钟的时间，等到在农村老家的事情说完，任曼莺问了一句：“陈阿姨，那您搬出去之后，跟老家那些以前一起做工的人，还有联系吗？”
陈玉兰摇了摇头：“几乎没有。
后来我在益阳这边认识的人，大多是街坊、学校的老师家长，还有几个一起在摊子上做生意的。
老家那边的人，除了家里人，其他人基本没再来往过。
那些年通信不方便，搬了家也没特意去告诉谁。
时间长了，就断了。”
说到这里，一旁的陈小荷给自己的母亲的水杯倒满了温水。
眼神中透着一丝心疼。
她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听母亲说过老家的一些事情，她的记忆大部分都是从益阳这边开始的。
记忆中，来到益阳也就过了两年左右的艰难日子，等到自己母亲开始做小生意之后，家里就轻快了不少。
至于在那个年代做生意的困难，她其实没有感受到。
太小了，只知道那糖，是真的甜。
陈玉兰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润了下喉咙。
像是想到了什么，语气比刚才松弛了一些：“其实我刚搬出来那阵子，心里也不是没有过犹豫。
有一次我妈托人带话，说村里有人在打听我，问我在外面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再找。
我听了之后，好几天心里都不踏实。
后来想想，也就那么一回事。
她们打听，是她们的事，我过我的日子。
小荷慢慢大了，上学了，成绩还可以，我就觉得，那些话也没那么重要了。
闲话终日有，不听自然无。”
闲话终日有，不听自然无.....
任曼莺咀嚼着这最后一句话，这让她不自觉地代入到剧中的人物，甚至是代入了曾经的自己。
也许剧中那带着风情的角色，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在那个环境中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