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沈令仪，曹平安马不停蹄地赶去郑克俭那里，把对讲机的钱当面点清。
厚厚一叠香江币从自己手里递出去的时候，他感觉指尖都在隐隐发疼
——那不是钱，那是多少个夜晚辗转反侧，靠着倒腾罐头一毛一毛攒下来的心血。
可就在心疼得龇牙咧嘴的当口，他脑子里忽然劈过一道闪电，劈得他整个人愣在当场，然后恨不得当场抽自己一个大嘴巴。
蠢。真是蠢到家了。
明明有更来钱的路子，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来？
他一边在心里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一边又和郑克俭约定了明天晚上再碰一次头
——到时候给他送一万龙币和一万个罐头过来，托他帮忙兑换成香江币。
其实拿罐头在香江卖，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
要是卖给席力辰，一个罐头他能净赚一毛五，可在这边，一个才卖五毫香江币，折算成龙币也就3毛上下，里外里亏了1毛多。
可他眼下实在是没时间
——上次去泥沽拉完罐头，只在那边忙了一阵，出差回来就被曾绮年缠在了招待所里，早上连出门交易的空档都挤不出来。
本来他可以从轧钢厂领到20万煤炭款的。
可当时脑子不知道抽了什么风，让匡世德给换了一部分钢材。
所以眼下空间里只剩下罐头堆得跟小山似的，现钱却快见底了。这笔买卖，真是亏到姥姥家了。
看着手里的钱像开了闸的水一样哗哗往外淌，曹平安心里那个来钱的路子越发清晰起来，清晰得像是有人在黑板上给他一笔一画写好了步骤。
但眼下还不能动——得先弄个身份。没有身份，什么都是白搭。
打定主意，他把彭大兰拉到一边，神色比平时郑重了许多。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语速也放慢了，像是在交付一件需要对方慎重考虑的事情。
“我有件事要去办。但我希望你能保密——回四九城之后，不要上报。”
他顿了顿，看着彭大兰的眼睛，“你能做到吗？要是做不到，我就只能跟你说我去见汪先生了，然后你一个人在宾馆等我。”
彭大兰听完，脸上没有什么波澜，像是在听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例行公事。
她把胳膊抱在胸前，语气平淡得像是在复述一条岗位守则：
“我只是负责保护你的安全。你见谁，我不管，你也没必要告诉我对方的名字。别让我听见你们说什么就行。”
她说到这里，微微偏了一下头，像是在斟酌措辞，又像是在划定一条不能逾越的线，
“我听见了什么，回局里领导问起来，我就会如实汇报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
曹平安靠在墙上，把这个信息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嚼了几遍。
他试探着追问了一句：“除了保护——就没有一点监督我的意思？”
“没有。”彭大兰的回答斩钉截铁，没有丝毫犹豫，像是在背诵一份早就背熟了的任务清单，
“我的任务就是护送安秘书到珠江，然后陪你到香江办事。具体办什么事，没有人告诉过我。”
曹平安把脑袋往墙上一靠，眯起眼睛琢磨开了。
如果只是保护曾绮年的话，确实说得通。平日里曾绮年在四九城内，每天就是两点一线上下班，安全得很。
可一旦出来办事——她又是曾老的小女儿
——上面担心她出什么意外，或者被敌特分子盯上，派人跟着保护，理所当然。
至于自己嘛，多半也就是顺道捎带的。曾绮年带队出来，手下的人要是脱离队伍出了事，或者更糟
——被策反了
——她也脱不了干系。
所以才会派彭大兰跟在自己屁股后面。
想通了这一层，曹平安心里那块石头“咕咚”一声落了地。
他没再犹豫，换了身不起眼的衣服，把中山装叠好收进空间，换上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短袖衬衫和一条灰扑扑的粗布裤子。
他对着镜子照了照，把头发也抓乱了些，跟彭大兰交代了一声“晚上回来”。这才出了门。
香江眼下遍地都是偷渡客。
尤其是东南亚有些地方闹排华，大批华侨拖家带口地涌进来，很多人连张像样的身份纸都没有。
有需求就有买卖，于是另一条产业链便应运而生——帮人落户。
1949年之前，香江根本没有人口登记这回事，此后才开始用签发身份证的方式登记人口。
五十年代随着难民潮水一样灌进来，香江的当权者在1949到1950年间推出了入境管制，
早期对珠江省和非珠江省的人区别对待，到1955年已经形成了一套“真实香江居民”的务实标准
——只要能证明在这地方住满了六个月，就能拿到合法身份。
战后约翰国的实力缩水得厉害，不光是军事实力，
更多的是经济上亏空太大，对香江的管理投入少得可怜，索取却一点也不手软。
不过短短几年，政府的腐败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疯长，到后来甚至出现了高阶警督和黑帮称兄道弟的场面。
曹平安也不知道眼下这个时间点，警匪两拨人是不是已经长成了一棵树上分不开的两根枝杈，但有一点他很确定
——上面大贪，下面小贪。
有房产的房东们把屋子隔成鸽子笼，每个笼子里塞一户人家，
除了收租，也顺手参与到帮人落户的产业链里，赚一份外快。
他摸到了油麻地一间“士多”的门口。
士多——英文store的珠江话音译，当地人都这么叫。
说白了就是老式的小杂货铺，货架上稀稀拉拉地摆着炼奶、饼干和香烟盒子，还有剪刀水壶茶杯等杂货
平常做的是正经生意，但这种铺子的老板，往往也兼做一些“捞偏门”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