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府的秋天来得比北京早。徐光启的马车进城时，路边的槐树已经开始落叶，黄叶混着尘土在车轮下沙沙作响。他撩开车帘往外看——街市还算热闹，但粮店前的队伍排得老长，伙计挂出的价牌上，“陈麦每石二两二钱”的字迹墨迹未干。
“又涨了。”随行的书吏小声说，“上月京城才一两五。”
徐光启没吭声。他手里捏着那封匿名信，“地头蛇”三个字在脑海里打转。
知府衙门比想象中冷清。知府赵文华是个胖胖的中年人，见到钦差仪仗，忙不迭迎出来，额头上都是汗——不知是热的，还是吓的。
“徐大人一路辛苦！下官已备好接风宴…”
“宴不急。”徐光启摆手，“先看疫田。”
赵文华脸上的笑容僵了僵：“这…疫田晦气，大人远来劳顿，不如先歇息…”
“带路。”徐光启只说了两个字。
马车出城往南走了十里，空气里的味道开始变化——不再是尘土和炊烟，而是一种甜腻的腐臭，像烂熟的水果混着发霉的稻草。徐光启掀开车帘，看见了那片红薯田。
说是田，不如说是坟场。成片的藤蔓焦黑蜷曲，褐斑爬满了每一片残存的叶子。田埂上散落着被捣毁的薯块，有些已经烂成了黑色的泥浆，引来大群苍蝇嗡嗡作响。更远处，几个衣衫褴褛的农人蹲在地头，眼神空洞地望着这片死亡之地。
“病田都在这一片？”徐光启问。
“是…城南这一千二百亩，七成都染了。”赵文华擦着汗，“大多是…是王举人家的田。”
“王举人？”
“王怀礼，本地望族，有举人功名。”赵文华声音压低，“他家在兖州有粮店十二处，田地…怕是有上万亩。”
徐光启眯起眼。他注意到，这片病田的分布很奇怪——不是连片，而是一块一块的，像棋盘上的黑子。健康的绿田夹在中间，像被刻意留下的活口。
“那些没病的田，是谁家的？”
“多是小户的，也有几块是…李秀才家的。”赵文华顿了顿，“李秀才也是本地乡绅，但与王家…不太对付。”
地头蛇不止一条。
徐光启下了马车，走进病田。靴子陷进松软的泥土，带起一股更浓的腐臭味。他蹲下身，扒开一株死藤的根部——块茎已经烂空了，只剩一层黑色的皮囊，里面爬满了白色的蛆虫。
但奇怪的是，紧邻的田垄上，几株红薯虽然也有褐斑，却还顽强地活着，甚至结着指头大小的新薯。
“这块田的主人呢？”他问。
一个老农颤巍巍走过来：“是小老儿的…”
“你施过什么药？”
“没、没施药…就是按老法子，撒了点草木灰。”老农眼神躲闪，“但…但前阵子王老爷家派人来，说帮忙看看病，洒了些药水。”
“药水什么颜色？”
“黄黄的，有点刺鼻…”
硫磺雄黄水。徐光启心里一沉。王家在“帮忙治病”——用晋王府暖房里那种既防又催的药方。
当夜，钦差行辕设在府衙东厢。徐光启没睡，对着兖州田亩图看了半宿。书吏敲门进来，递上一份刚查到的卷宗。
“大人，这是府衙的粮仓进出记录。”书吏指着几处朱笔标注，“王怀礼名下的三处粮仓，今年以来只进不出，现存陈麦至少五万石。按市价，值十万两以上。”
“李家呢？”
“李家粮仓也在囤，但数量少些，约两万石。”书吏顿了顿，“还有件怪事——王家的粮仓，上月从福建运进一批药材，账上记的是‘防暑药剂’，但看守说，闻着像硫磺。”
硫磺。药方。瘟疫。
徐光启闭上眼。拼图开始合拢了：王家（可能还有李家）先囤积大量粮食，然后利用药方制造或加剧红薯瘟疫，导致薯田绝收。秋粮一减，粮价必然暴涨。到时他们开仓卖粮，一本万利。
至于为什么敢这么做…
他想起匿名信里那句“小心同僚”。赵知府今天那个擦汗的动作，太频繁了。
“备纸墨。”徐光启睁开眼，“我要密奏。”
信写得很短，只列了三件事：一，兖州瘟疫分布异常，疑有人为操控；二，本地豪强囤粮待涨，与瘟疫爆发时间吻合；三，府衙态度暧昧，恐有牵连。
末尾，他加了一行小字：“臣拟以防疫之名，征用部分囤粮，开仓平抑粮价。若遇阻挠，当用尚方剑否？”
这既是请示，也是试探——看皇帝敢不敢让他这把老骨头，去捅这个马蜂窝。
信是子时送出的，六百里加急。
次日清晨，王怀礼的请帖到了。措辞恭敬，说是“仰慕徐学士农政大家，特设薄宴，请教防治瘟病良方”。
宴席设在王家别院，排场极大。徐光启只带了两名护卫，进门时，看见院子里摆着十几口大缸，缸里泡着的正是发霉的红薯藤——像某种无声的示威。
王怀礼五十来岁，白面微须，说话慢条斯理：“徐大人亲临兖州，实乃百姓之福。这红薯瘟来得邪性，我家的田也折了大半…唉，损失倒是小事，就怕百姓今冬饿肚子。”
“王举人忧国忧民。”徐光启淡淡道。
“哪里哪里。”王怀礼亲自斟酒，“说来也巧，我家长年做药材生意，认识几位福建的名医。前日刚收到他们寄来的一个方子，专治这褐斑瘟。若徐大人不弃，王某愿献出方子，助大人防疫。”
他从袖中抽出一张纸，推过来。
徐光启接过。方子很眼熟——硫磺三钱，雄黄二钱，明矾一钱，晨露调制。和晋王府暖房里那张，一字不差。
“王举人这方子，从哪得的？”
“福建的朋友给的。”王怀礼微笑，“说是南洋传来的秘方，很灵验。”
“试过了吗？”
“试过试过！洒过的田，病势轻多了。”王怀礼指着院子里那些大缸，“那些就是试药后的病株，大人可亲自查验。”
徐光启看着那些泡得发胀的藤蔓。如果王怀礼真用了这个方子，那他田里的瘟疫就该减轻，而不是蔓延成片。除非…
除非他故意不用，或者，故意用错剂量。
宴席进行到一半时，王怀礼忽然放下酒杯，身子前倾，声音压得很低：
“徐大人，恕王某直言。这红薯瘟，治是治不好的。您大老远从京城来，何必趟这浑水？”他顿了顿，意味深长，“您今年六十有三了吧？该享清福了。只要您点个头，王某在苏州有处园子，临水靠山，最宜养老…”
徐光启握着酒杯的手，慢慢收紧。
“王举人这是要送我告老还乡？”
“岂敢。”王怀礼笑得和善，“只是觉得，有些事…较真不得。红薯重要，还是乌纱帽重要，大人心里该有杆秤。”
院子里那十几口大缸，在秋阳下泛着诡异的黑绿色。
徐光启放下酒杯，站起身。
“老夫这杆秤，”他一字一顿，“只称良心，不称乌纱。”
说完，拂袖而去。
马车驶出王家别院时，书吏低声道：“大人，刚才宴席上，有个家丁一直盯着咱们的行李…”
徐光启没回头。
他知道，这场宴席不是拉拢，是最后的警告。
而他的回答，已经递出去了。
现在，就看皇帝怎么接招了。
还有——看王家，接下来会出什么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