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例草案在内阁搁了五天。五天里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但内容已经像水渗进干土一样，无声无息地浸润了整个京城官场。
消息最初的源头已经查不到了——有人说是一位负责誊抄的吏员多抄了一份带出值房，有人说是某位阁臣在私宅与门生谈话时无意中泄露了一两句。但不管源头是谁，两天之内，所有衙门值房里都在传一件事——那份条例里写了几条从前从来没有明文写过的罚则。
最先被传开的一条是迟到扣俸。条文原文写的是凡官员早朝或衙门点卯迟至者，依次数罚俸：初次罚半月俸，二次罚一月俸，三次以上者罚三月俸并记过一次。这句话传开之后，六部值房里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愤怒，是有人笑出了声。一位礼部主事放下茶杯说：迟到也要扣钱？这跟账房先生管学徒有什么区别？旁边有人接话：账房先生还不管早朝迟到呢。咱们大明朝两百多年，哪听说过迟到罚俸的？话虽这么说，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大殿上的人确实比平时齐了几分，原本总有几个掐着点儿进殿的身影不见了。
第二条被传开的更关键一些——怠工记过。条款原文很长，但核心只有一句：凡因懈怠推诿导致政务延误者，由上级衙门核实后记过一次。记满三次者，降一级调用；记满五次者，罢官。这句话比迟到罚俸重得多，因为懈怠推诿这四个字弹性极大。什么算懈怠、什么算推诿、什么算合理的工作节奏，全凭上级核实。有人私下议论说：这条例等于给了上司一把尺子，这把尺子的刻度是上司自己定的。但也有人低声补了一句：可这尺子只要存在，以后想推诿的时候至少得先想一想尺子会不会量到自己头上。
第三条在三天之后才被正式传开。前两条虽然震惊，但没人真的觉得自己会因为迟到被罚、因为稍微怠慢就丢官。直到第三条传出时，整个官场的氛围才真正改变了——贪腐抄家，不问数额不问数额四个字被誊抄的人反复核对了好几遍，确认不是数额较多也不是数额达到某等，而是不问数额——不管贪了多少，只要查实了，就是抄家。京城的官员们读到这一条时，反应不再是笑，也不再是议论，而是沉默。有些沉默持续的时间比人们习以为常的更久，仿佛需要重新校准某个已经用了很多年的标尺。
真正让这起事件从传闻变成现实的，是第七天发生的一件事。
通政司正式下发了一份抄本，不是给内阁的，是给六部九卿各司的征求意见稿。与之前那个版本不同，这份抄本末尾多了一段附注：本条例各罚则自下月起试行，试行期间各衙门每月汇总执行情况报内阁核查。附注落款是内阁的印，说明这件事已经过了阁议，进入了正式施行前的准备阶段。
第四天早上，鸿胪寺一位姓徐的少卿迟到了半炷香。他照常走进值房的时候，看见桌上放着一张条子——条子上只有一行字，是值房掌印吏员写的：徐大人今日卯时三刻方至，按条例初次罚半月俸，已记入考勤册。请大人确认签收。徐少卿站在原地把那张条子看了两遍，然后问了一句：这条例不是下个月才试行吗？掌印吏员回了一句：大人，下个月试行的是正式施行。今天是征求试行意见，但试行嘛，总得有人试才知道行不行。大人是头一位，上面说可以记录在案作为参考。
徐少卿沉默了一会儿，在条子下面签了个字。他放下笔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比平时略微重了一些，指腹压在笔杆上的位置也偏下了一点。同僚进来时看见他在看那张条子，没有多问，但各自心里都记了一下——试行真的开始了，而且是从第一个迟到的人开始的。
到了下午，京城各衙门陆续传开了另一件事：那位徐少卿的罚俸记录虽然只是试行备案，但内阁已经把它收入了正式的考勤档案。这意味着即使条例还没有正式执行，这条迟到扣俸的条款，实质上已经生效了。当晚茶楼里有人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迟到都开始扣了。那抄家那一条，谁敢说不会真的抄？旁边的人没有接话，低头喝了一口茶，把茶盏放在桌面上时，杯底碰到桌板的声音比平时轻了一些，像是怕惊动什么。
暖阁里，陈默在当天傍晚看到了那份试行第一例的记录，没有抬头，只是对王承恩说了一句：让他这个月把迟到的原因补一份说明。如果确实有不可抗的理由，这次可以不计入正式记录。但如果理由不够充分，那下次再迟到就是第二次了。他吩咐完之后低头继续批折子，没有再看那份记录。窗外暮色正在变深，暖阁里的灯刚刚点上，第一盏灯的灯芯在点燃时发出一声极轻的噼啪声，像是纸页翻过一页时折角被压平的声响，又像是有人把笔搁回砚台边缘时笔杆触碰陶瓷的细响。
王承恩把记录收好，准备出门时停了一步，发现那份记录背面有一行铅笔写的字——很小，像是随手写的备注：徐少卿今日迟到的原因据说是送孩子去学堂。如果属实，这一条扣俸可以考虑豁免，但需要确认他是否只是今天才送，还是往常也是如此。若往常也送却没有迟到，则说明今日另有原因。
窗外的夜色合拢了，第一盏灯的光在灯罩里稳定下来。那条铅笔备注夹在纸张的边角处，像是随手加的记号，又像是另一个尚未到达的问题被提前放在了这里，等着一场还未发生的对话来把它翻回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