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德进了堂屋，没坐。
手电筒捏在手里，光柱往地面上一扫，灭了。
“孙嫂子。”
孙玉珍从里屋出来，手上还沾着麦秸的碎屑。
“杨队长，这么晚了。”
杨明德把手电筒别到腰后头，没往下放。
“陈来福要给你们家的草帽抽成，我压下了。”
他说得很直接，连个铺垫都没有。
“可小芳厂里的政审函过两天就到，队里得写意见。”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孙玉珍脸上。
“他是队委，到时候他要在会上出声，我不好一个人签。”
话说完了，人还站在门口。
孙玉珍看了他一眼，转身进了里屋。
翠英从灶房探出头，看见杨明德站在门口，又把头缩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孙玉珍从里屋出来。
她手里拿着一张半页纸，还有一顶草帽。
纸是赵德柱写的那张条子，上头有红章，写着二十顶，定金五元。
草帽是订货里编好的那一批，帽檐收得齐整，辫子压得一道挨着一道。
她把两样东西搁在杨明德面前的小桌上。
“县日杂公司收的，公家的收购，交货开条子。”
她停了停，又说。
“队里要抽，抽几成，你写成字。”
杨明德的目光从条子上的红章挪到草帽上，又挪回来。
“写好了，我按字交。”
他没接话，手从腰后头把手电筒抽出来，在掌心里翻了个面，又搁回去。
她没求他帮忙压陈来福，也没跟他磨。
一张条子一顶帽子摆在桌上，接不接，他自己选。
写成字，就等于队里正式认下了这门副业，公社问起来，是他签的字。
不写，陈来福那边又压不住。
杨明德拉开小桌边的凳子，头一回坐下了。
门口传来脚步声，刘建国探进半个身子，孙玉珍扭头看了他一眼，他退了回去。
杨明德的手指头在桌沿上敲了两下。
“孙嫂子，这事不是我不想帮。”
他抬起头。
“陈来福跟我撂过话，说你家收外村人的钱，他那意思……往上头反映也不是不敢。”
杨明德说到这儿，含糊了一下。
“他手里有那截辫子，二婶当天在院门口也瞧见了。”
他看着孙玉珍。
“孙嫂子，这事真闹到公社，不好收场。”
门口，刘建国的手攥紧了门框。
孙玉珍站在桌边，目光落在那顶草帽上。
“杨队长，我不用你保。”
她抬起头。
“明天开社员会，我当着全队的面答应交。”
杨明德的肩膀松了一点。
“可规矩得一视同仁。”
孙玉珍接着说。
“全队凡是有副业收入的，都照这个办。”
杨明德刚松下去的肩膀又绷回来了。
“那不得罪全队人？”
“得罪人的不是我，是提这个规矩的人。”
孙玉珍转过身，从灶房门口拿了个小板凳，坐下来。
“上个集，我去镇上卖帽子，供销社门口那一排摊子我路过都看了一眼。”
她说得很慢。
“陈来福家的荆条筐摆了三个，他媳妇的鸭蛋也在旁边卖。”
杨明德敲桌沿的手停住了。
“还有村西头编席的，村东头养鸡的，各家各户多多少少都有点进项。”
孙玉珍看着桌上那张条子。
“我不查谁家收了多少，只说我亲眼看见的。”
她抬起头。
“会上，你让陈来福自己说，他家的荆条筐和鸭蛋，交不交。”
杨明德的嘴角动了一下。
全队的副业户坐在底下，一听要交四成，自己就会把这个提议掀了。
他这个队长，一句重话都不用说。
杨明德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在堂屋里飘了半圈。
他把烟头摁灭在桌沿上，站起来。
“行，明天散工之后，晒谷场开会。”
孙玉珍点了点头。
杨明德走到院门口，回过头。
“小芳的政审意见，我亲自签。”
孙玉珍站在门口，没说谢。
这句话，是今晚真正落到她手里的东西。
杨明德推开院门出去了，手电筒的光柱在土路上晃了一下，拐上了村东头那条路。
刘建国从门口走进来，搓着手。
“娘，你真要交？”
孙玉珍转身进屋，把那张条子和草帽收回去。
“他提的规矩，让他自己先扛。”
刘建军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站在了院里，嘀咕了一句。
“陈来福要是在会上不认呢？”
孙玉珍把条子塞回床头木箱的夹层里。
“认不认，全队人看着。”
二婶起夜的时候，看见杨队长从老宅出来，手电筒的光柱一晃一晃地拐出了巷口。
她端着马桶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等人影没了才回屋，可眼睛瞪着房梁，半天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井台边就炸了锅。
“今天开会，要议副业交钱的事。”
二婶端着盆，逢人就说。
打水的几个妇女互相对了一眼，手上的动作慢了下来。
村西头编席的老刘头蹲在墙根，烟袋锅子敲了三回，一口都没抽。
“真要交四成？编一张席子才挣几毛钱，交了还剩啥？”
陈来福家的媳妇端着搪瓷盆走到井台边，谁也没搭理，打了半盆水就走。
走到拐角的时候，搪瓷盆磕在墙角上，水泼了一地。
孙玉珍坐在西屋门口，一边编帽子一边想。
会上，陈来福多半会退。
可他退到哪一步？
抽成的事他可以松口，但他不会就这么放过刘家。
一定会找一个只卡她一家的由头。
比如麦秸，比如翠英的工分，比如小芳。
她把手里那顶帽子翻过来，看了看帽檐的收口，收得齐整，一根秸秆都没翘。
下午，队部墙上贴出一张红纸通知。
纸是新的，字是陈来福的笔迹。
上面写着：今晚召开社员大会，议题，清理社员家庭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
孙玉珍原以为议题是“副业提成”，杨明德昨晚答应的也是这个。
可红纸上这几个字，比“提成”重了十倍都不止。
提成是交钱的事，割尾巴是定性的事。
她站在队部墙根底下，日头照在红纸上，纸边的浆糊还没干透。
翠英从地里回来，路过队部，看见她娘站在墙下。
她凑过去，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念到“割资本主义尾巴”那几个字，手里的筐掉在了地上。
筐底磕在石头上，发出闷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