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已经推进到巷战了，目前还在电磁压制环节，情报主动权被豫省牢牢地抓在手里。
但是，豫省的土地上此时并不平静。
毕竟在屏障消融前，伴着抗战宣言，顺着长波短波在华北大地传开的时候。
整个北方的势力格局都愣住了，豫省出了新政权。
豫省这块凭空冒出来的力量，一下子把境内各方军阀的目光都牢牢吸在了自己身上。
经过消融前的努力，西北方向反倒最先稳了下来。
这段时间粮食、药品、武器顺着打通的通道源源不断运进陕北，陕甘宁红军趁机往东拓了近两百里，把原先犬牙交错的游击区连成了整块的根据地，正忙着建基层政权、搞土地改革、扩编地方武装，一步步消化到手的地盘。有豫省的物资和火力撑着，西北侧基本没什么大的战事压力，局势稳得很。
北线豫军配合红军打了场闪电战，平津一带的华北驻屯军主力基本被啃掉，残部要么缩回山海关死守，要么困在天津等几个据点里负隅顽抗。
新占的地盘里还散着不少溃散的日伪军、旧国府军警人员，清剿工作还在慢慢推进，但大规模的战争威胁已经解除。
真正吃紧的是东、南两面。
跟河南接壤的山东、安徽、湖北地界上，日伪军、国民党杂牌军、地方保安团挤得犬牙交错。
各方都摸不清河南这股突然冒出来的力量底细，后面肯定也是防守的主要方向。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边界沿线的新农村安置才成了顶要紧的事
于是被豫省搁置多年的 “新农村计划” 被重新启动，而且是战时紧急版本。
提起新农村，豫省的老百姓都不陌生。
零几年的时候全省就开始推，把散居的村民往乡镇中心的社区集中，复垦宅基地，说是改善居住环境，集约利用土地。
可搞了十几年，成效一直不好，很多社区建起来就烂尾了，空空的楼房没人住，老百姓还是愿意回老院子住。
为什么不成功，原因很复杂，桩桩件件都戳在农民的痛处。
一是太远。
很多社区都建在乡镇政府旁边，看着整齐，可离农民的承包地远了十来公里。
农民下地干活，扛着锄头镰刀走半天，农具、粮食往家运更是费事，远不如住在地头方便。
二是社区太空。
规划的时候只画了住宅楼。其他的，类似学校、卫生室、供销社、农机维修点要么没建，要么建了没人，看个病、买个农资都要跑十几里地到镇上，反而不如老村子方便。
三是当时的老百姓太穷。
农民搬上楼，脱离了土地，又没有配套的营生。
年轻力壮的本来就外出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在家，种不了地，又没别的活干，收入没涨，反倒多了物业费、水电费，生活水平反而降了。
四是生活不习惯。
尤其是老人，住惯了带院子的土坯房，能种菜、能养鸡、能放农具，突然住进单元楼，像关进鸽子笼，浑身不自在。
连个晒粮食、晒被子的地方都没有，怎么住怎么别扭。
再加上拆迁补偿标准不一、旧房折价低、新房还要贴钱，很多村子闹到最后，就成了 “半拉子工程”—— 房子盖好了，人没搬进去，空在那儿落灰。
可这一次重启，不是为了政绩，是为了保命。
战时状态，散就等于弱，集才等于安。
省里下了死命令：所有边界三十公里以内的村庄，全部向中心社区集中，按战时堡垒标准对新农村政策遗留下来的社区进行建设。
但也明确说了，不能让老百姓吃亏，之前新农村的所有毛病，全部针对性解决。
一是交通补。成立省属 “益民公交” 公司，专门开通农用专线。
每个中心村早中晚三趟车，早上拉人下地、拉农具，中午拉饭、拉水，下午拉粮食、拉菜，免费。各村还配了农用三轮车，谁家有急事随时调用。
二是产业补位。利用外省挂账，每个中心村都建集体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厂点：磨面坊、榨油坊、粉条厂、小型零件机械厂，统一由省里包技术、包销路。农忙的时候大家下地种地，农闲的时候就在加工点打零工，赚工钱，不用外出就能有活干。老人、妇女也能上手，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顺带补充因为外省消失，缺失的商品份额。
三是配套到位。卫生室、小学校、供销社、民兵队、防空洞，全部配到村。小病不出村，上学不出庄，买东西不用跑镇上，遇到情况有民兵顶。
政策落下去，这次工作做的细致，大部分村民陆陆续续都搬了。
毕竟房子更好、更安全，生活也方便，谁不愿意过好日子。
难就难在少数老人身上。
故土难离，四个字说着简单。
濮阳市南乐县千口乡千口村，就是个典型。
这村子就在冀豫交界边上，往北走不到十里就是省界，属于第一批必须搬迁的前沿重点村。
全村两百多户，前前后后搬了九成，就剩七八户老人，死活不愿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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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去，说破大天也不去！”
杨二爷蹲在堂屋门槛上，手里慢悠悠的拿着锤头，跟板凳上的钉较劲，头都没抬，硬邦邦扔出一句话。
“二大爷，您看您这是咋说的。” 焦天赶紧凑上前两步，赔着笑脸蹲下来，“新社区啥都安排妥当了，青砖大瓦房亮堂得很，屋里有抽水马桶，冬天还供暖气，解手都不用出屋遭冻，方便得很。”
“方便也不去。” 杨二爷抬眼扫了他一眼，糙手掌重重拍了拍脚边的砖地，“这院子是我跟你二奶奶一坯一坯和泥垒起来的，她走了十年了，我得守着这院。”
“那您大孙子二孙子都搬过去了呀，您过去天天能见着，多好。” 焦天还在软磨。
杨二爷连连摆手，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去不去！我这老骨头爬不动楼。这院子敞亮，够娃撒欢跑马。想来看我他们就来，不想来我落个清净。别磨了，说啥都不搬！”
村委会大院里，县农业局的周主任蹲在条凳上，抽了快半盒烟，愁得眉头拧成了疙瘩。
村干部焦天蹲在对面的石头台阶上，也是一脸苦相。
“老焦，你给个准话，到底还有几户钉着不动？县里昨天又催了，说边界线上不等人，万一有敌人窜过来，村子里根本反应不及。” 周主任声音哑得像砂纸磨木头，最近一段时间他都没回过家，天天在下面村子泡着。
焦天嘬了嘬牙花子，一脸无奈：“周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剩下的全是七老八十的老爷子，故土难离啊。就说村东头杨二爷吧，今年七十八了，跟老伴一辈子亲手盖的这院，老伴走了快十年了，就守着那院子，说院里的一砖一瓦都是他跟老伴一块和的泥、垒的砖。儿子孙子前阵子都搬去中心社区了，劝了八回了，没用，说急了拿拐杖抡人。我这当侄外甥的，也不敢硬来啊。”
“全村辈分最大的就是他？” 周主任问，“能不能找个他信服的人去劝劝？比如本家的长辈？”
“嗨，全村就他辈分最大、岁数最长，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焦天挠挠后脑勺，“实在不行…… 要不咱晚上搞点酒，整点肉，把我二大爷灌醉了，等他睡熟了，连人带铺盖抬车上？到了新地方，住几天习惯了也就好了。”
“胡闹！” 周主任瞪他一眼，“那是快八十的老爷子，能那么折腾？出个岔子谁担待得起？你小子想挨处分？”
俩人正对着发愁，院门口忽然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一声接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