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书一共七部，旧布包了两层，细麻绳打了十字结。陆行舟把书包挟在臂弯里，坐电车过了苏州河，在北四川路下来，又往东拐进一条横街。
名片上那行字他记得。诊科开在横街中段，一间旧铺面，门楣上一块木牌，德文在上，中国字在下：韦岑多夫诊科。
木牌旧了，漆皮翘着边。门口的队伍倒是新的，一直排到隔壁酱园的檐下。
排队的没有一个穿长衫。披着破棉袄的苦力，裤脚卷到膝盖的黄包车夫，一个捂着手的小学徒，手背上一片烫红，油亮亮的，疼得直吸气。还有个老太婆，挎着只空竹篮，坐在门槛上打盹。
陆行舟挟着书，站到了队尾。
他原可以直接进去。送货的商人，按理不必排队。可他站住了。站在队尾看，比坐在诊室里看，看得全。
诊室的门开着，里头的动静一览无余。一张白木桌，一张铺白布的窄榻，一个玻璃柜，柜里药瓶稀稀拉拉，标签倒贴得笔直。老人穿一件洗得发灰的白褂子，袖子挽到肘上，两条小臂精瘦，青筋盘着，像老树根。
桌角摆着一只洋铁皮匣子，盖子敞着。
看完病的人往外走。有人往匣子里放几张票子，有人放几个铜板，有人搓着手，弯个腰，什么也没放。老人头也不抬，只顾低头写他的方子。
诊金随缘。匣子摆在那里，给得起的给，给不起的，那匣子就当没长眼睛。
陆行舟的眼睛照旧做着老本行的活。诊室一门一窗，后头有条通天井的窄过道；墙上挂着两个镜框，一框是德文的文凭，纸色焦黄；另一框是张旧照片，一群穿军装的人站在担架旁边，年月久了，人脸糊成一片灰白。他把这些一样样收进脑子里，连同门口那条横街的走向、酱园的后门、修伞摊的位置。
习惯而已。他对自己说。可这习惯救过他的命，不止一回。
门槛上打盹的老太婆被叫醒，进去咳了半天。老人听了胸口，给她一小瓶药水，比划着：一天两回，一回一格。老太婆把空竹篮往身后藏了藏，讪讪地走了，匣子跟前连脚步都没停。老人照旧写他的方子。
轮到烫伤的小学徒。老人捏着他的手腕，就着窗口的光看了看，转身开柜取药。清创，上药膏，纱布一圈圈裹上去，动作不快，却稳，每一圈都匀。小学徒疼得龇牙咧嘴，老人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了四个字：“不许碰水。”又比了比自己的手背，摆一摆手。
小学徒懂了，连连点头，往匣子里放下两个铜板，跑了。
再往后，是个黄包车夫。左小腿肚上一条旧伤翻了口，红肿发亮，人是一步一挪蹭进去的。老人按着那条腿看了半晌，眉头拧起来。取刀，排脓，冲洗，缝了三针，再包扎停当。末了从玻璃柜底层摸出一小包药粉，塞进车夫手里，叽里咕噜叮嘱了一串，又指指太阳，屈起三根手指——一日三回。
车夫站在洋铁皮匣子跟前，脸涨得通红。他把浑身上下的口袋都摸了一遍，摸出来的手是空的。
“先生，”车夫的嗓子哑着，“铜钿……阿拉真呒没。过两日，过两日拉着生意，一定送来。”
老人摆摆手，意思是去吧。
车夫不肯走。他一瘸一拐挪到门口，从车斗里拎出一样东西——两只萝卜，缨子还青着，根上带着湿泥。他捧着那两只萝卜，像捧着什么烫手的物事，搁在了白木桌角上。
“自家地里的。”车夫说，“先生覅嫌弃。”
老人看看萝卜，又看看他，没有推辞。他拿起那两只带泥的萝卜，走到窗前。窗台上有只豁口的玻璃瓶，原是插棉签的，空着。他把两只萝卜插了进去，青缨子朝上，理了理，摆正，像摆一瓶花。
车夫千恩万谢地走了。老人对着那瓶“花”看了一眼，回桌前坐下。
陆行舟站在队尾，把这一幕原样收进眼底。
队伍见了底，老人抬起头，隔着门望见他，还有他臂弯里那包书。
“书商。”老人说。这两个字，他咬得很准。
诊室里浮着一股药水气。陆行舟把布包搁上白木桌，解开麻绳，七部书一一码开。都是旧的德文医书，解剖的，外科的，还有一部厚重的战伤图谱，书脊上的烫金磨得只剩个影子。
老人先去洗手。洗净，擦干，才伸手碰书。
他验书，跟方才验那条烂腿一个章法。先看书脊，指腹顺着裂纹一路推过去；再开封面，一页一页翻，翻到铜版图那几页，指头悬着，不碰纸面，只隔空描那些线条。哪一页受了潮，哪一页遭了虫蛀，他都凑近了看，嘴里低低咕哝，像大夫对着伤口念叨病情。
翻到那部战伤图谱，他的手停住了。
停了很久。
“这一部，”他说，“从前我有过。在法国，叫炮弹埋掉了。”
陆行舟适时露出几分听不懂又不敢多问的神情。他认得几个书上的德文词，做买卖够用。再多，他不能懂。
老人却自顾自讲了下去。中国话不够使，就夹上德文，夹上手势。四年。他伸出四根手指。西线，泥浆齐膝的壕沟，他在包扎所里站了四年。锯下来的腿脚堆在帐篷外头，冬天冻得梆硬。伤寒一来，一夜工夫，半条壕沟的人烧成了炭。他讲得不快，声气平平，倒像在念旁人的病历。
“那时我年轻，”老人说，“我想，打完那一仗，我这双手往后只缝缝阑尾，接接产妇。”
他摊开自己那双手。指节粗大，虎口结着茧，是握了几十年器械的手。
“我这双手是缝伤口的，”他说，“不是缝尸袋的。”
这句话他说得极慢，一个字一个字，像下针。
窗外有电车叮叮当当碾过去。老人把图谱合上，手掌压在封面上，压了一会儿，低下头，凑着那排书，用德语低低骂了一串。嗓子压得极低，低到只有书听得见。陆行舟捕到里头两个词，一个是“柏林”，一个是“疯子”。骂的是谁，骂给谁听，清清楚楚——又谁都没有听见。
骂完了，老人直起腰，脸上什么都没有了。
“你一个中国书商，”他忽而问，“哪里来的这些书？”
“洋行搬家，出清旧物，论堆卖。”陆行舟躬了躬身，一脸生意人的实诚，“小店收旧洋书，医书没人要，压在库里。听说先生识货，才敢送来。”
老人盯了他片刻，点点头。压库的冷货，寻个识货的主顾——这买卖的路数，再顺不过。
“七部，我全要。”他说，“多少钱？”
陆行舟报了个实价，不高不低，旧书行里挑不出错的价钱。老人拉开抽屉数了钱，又添一句：“内科的，药理的，还有产科——有，都送来。”
“有货就送。”陆行舟把钱收妥，弯腰道谢，一副做成买卖的市侩喜气。
出门时，他又望了一眼窗台。两只带泥的萝卜插在豁口瓶里，青缨子映着天光。
他挟着空布包往横街外走，步子不紧不慢。心里那本谁也翻不到的账，翻开了新的一页。
方鉴清踢下来的洋差事，成了——德侨圈里一位坐地的老医生，肯收书，肯说话，往后每月都有名目登门。军统要的这条听风线，今日落了桩。写进公事报到科里去，是一桩体面差事，够方科长在站长跟前领一回功。
可这条线真正的分量，不在科里那份报告里。
一个给苦力缝了半辈子伤口的老人，一个把柏林骂给书听的老人。他的诊科里进出的是穷人，可他的同乡在洋行，在领馆，在教会——风从那些高门大户里吹出来，总要在这间小诊室里打个旋。这样一个人，恨着一场还没有烧到他自己头上的战争。这分量，军统称不出来，也不配称。
陆行舟把它记下，存进心里那格不见光的抽屉。
一字不落纸，一世不能忘。
横街斜对面，酱园隔壁，有个修伞的摊子。
摊主补着一把旧油纸伞，针脚很密，眼皮很低。书商进去，书商出来，前后一个多时辰，他一眼也没有多看。收摊的时候，他在一张烟壳纸背面写下一行小字：某日午后，法租界书店掌柜携书一包，入德人韦姓诊所，停留约一时辰，空手而出。
烟壳纸辗转了两日，誊成正式的记档，夹进卷宗，递了上去。
卷宗过目的那间屋子里，一盏台灯，半杯凉透的茶。佐藤翻到这一页，目光停了停，提起笔来。
笔尖悬了片刻，落下去，只批了四个字——
盟邦侨民，存档勿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