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是前日搬上楼的。
万啸卿开口要的东西不多：笔墨，纸，一台手摇留声机，一箱唱片。看守往上头请示，批得痛快——养病之人，听听戏，安神。
小楼两层，在南京城南一条僻静巷子里。楼下住着一班卫兵，名义上是护卫，枪口都朝着楼梯。电话线铰了，送进来的报纸挑拣过，送出去的信一律“代呈”。头一日有旧部递帖子求见，门房回话客气：参议静养，不便会客。第二日起，帖子就没有了。
白日里，万啸卿把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胡子刮净，头发抿得纹丝不乱，藏青长衫笔挺，扣子扣到领口。他在楼上一步一步踱，踱到窗前，隔着玻璃看巷口那棵老槐树。送饭的军曹进出，他眼皮都不抬，只在饭盒搁下时说一声“有劳”。看守按日往上头回话，回来回去四个字：参议安分。
夜里不安分。
夜里他誊节略。灯苗捻到最小，纸铺开，他从头一个字写起。案卷早叫人抬走了，一页纸没给他留。他就凭着脑子往回写：哪年哪月，黑市上冒出头一批受潮的东洋罐头；哪一船“五金”在苏北航道上起获，批次、仓单、缺口，一个数目一个数目对上；分润走哪条汇路，过哪几家银行的水单，落进东京哪一个户头。写到口供，他连人犯说话的腔调都记得，节录下来，一字不走样。
这案子是他一手并起来的。旁人办案抓人，他办案先画像：货源恒定，价目克制，从不抢行情，从不留字据——卖家是有身份的人；买家三层手，层层生面孔——受过训。两笔画完，他写下“先查船”三个字，果然一船截个正着。铁证的照片钉上墙那一日，专案房里没人敢大声喘气。他记得那种滋味。半辈子刀头舔血，没有哪一日，比那一日站得直。
两年的案子，末了叫人从墙上撕下来，当着他的面烧了。他就在这间从外头上锁的屋子里，一夜一夜，把它重新钉回去。
钉给谁看，他不想。兴许谁都不给看。案子在，他就在；案子要是没了，他这两年就真成了一个笑话——南京城里养病的笑话，东京贵人酒桌上下酒的笑话，极司菲尔路旧部嘴里那个“老糊涂”的笑话。
他不认。
他这一辈子，伺候过的人，踩下去的人，借过的刀，收过的头，心里自有一本账。哪一桩他都不悔——那些本就是买卖，有赚有赔，愿赌服输。唯独这一桩不一样。这一桩，他自问从头到尾没走错一步：并案是对的，先查船是对的，倒着摸买家是对的，连那份呈文，一个字一个字，都是对的。
对的，输了。他咽不下的是这个。
送进来的报纸上，南洋的捷报占满了头版，一个岛接一个岛，字号一天比一天大。他一张一张翻过去，翻到角落里的船期、米价、汇水，才肯多看两眼。捷报打得这样响，他那桩案子，却连“案”字都不许提——挖圣战墙脚的人在过海升官，喊捉贼的人在这里养病。他把报纸折成原样，搁回托盘，折痕压得笔直。
有一晚，送饭的军曹壮着胆子多了句嘴，说参议何苦熬夜，仔细身子。他放下筷子，隔了一会儿才开口，语气竟很和气：“你当过差就晓得。有的差事，办完才能睡。”
军曹退出去，把门从外头锁上。锁簧响的时候，他连眉毛都没动。
四月中的夜里落着细雨。他把留声机摇足了弦，从箱里拣出那张唱片。片心磨得起了毛边，是从上海带出来的旧物——《击鼓骂曹》。
唱针落下去，钢针沙沙，西皮的过门淌出来。
“平生志气运未通——”
这一句，他哼了半辈子。得意时当酒，失意时当药。当年靳孟尝做东请他听《定军山》，包厢里递茶的、点烟的、通报名姓的挤成一堆；如今一间空屋，一台机器，一盏灯，戏还是那出戏。
他坐回案前，续写节略第九页。
写船，笔不停。写账，笔不停。写到汇路的尽头，笔锋一顿——底下该落那两个字了。专案墙的正中，那两个字是他亲手写上去的，后来又亲眼看着整面墙进了火盆。
买家。
笔尖悬着，喉头一甜。
他当是呛了口凉茶，咽了一下。第二口腥气涌上来，压不住了。
一口血喷出去，正落在转着的唱片上。
唱针刮过血迹，声音黏了一下，咿咿呀呀地走了调，像一条好嗓子活生生劈了。他想抬手去够唱针，半边身子不听使唤，人从椅上歪下去，袖子带翻了砚台。墨和血在纸上洇成一片，把“买”字底下那半截，糊住了。
他嘴张着，没有声音。
唱片还在转。血跟着转，一圈，又一圈。
后半夜换岗的卫兵听见楼上跳针，一声，一声，刮到天亮。没人敢上去——参议听戏听通宵，是常有的事。发条走完，转盘慢下来，那一声一声也跟着慢，慢到后来，像有人有气无力地敲一扇不会开的门。天亮送脸水的杂役推开门，铜盆当啷落了地。
军医官来得快。人救回来了，话只有两个字：中风。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笔，也握不住了。人扶上床，一双眼还睁着，睁得很定，谁进屋，眼珠子就跟着谁走，一直跟到门口。
看守把案上的纸收拢齐全，一页不少，呈上去。隔了两日批下来，朱笔两个字：焚讫。
消息过江，比公文走得快。
先是黑市上有了风声：南京那位万参议，中风了，人废了。隔一日，小报的报屁股上登出指甲盖大的一条，措辞体面：军委会参议万啸卿先生，积劳成疾，刻在静养。区本部那头动静更直白，雷震虎当值回来说，几个老行动队凑钱喝了一顿，酒碗磕得山响，就骂了两个字：报应。
曼丽是从菜场把消息拎回来的，跟小菜装在一只网袋里。“晓得伐，南京那个万主任，瘫脱了！”她把芹菜往案板上一放，“阿金凤讲的，作孽的人，有作孽的收场。老天爷账算得慢，到底会算。”说完她就去淘米，这一页在她那里，翻过去了。
陆行舟是在灯下听白玫捎来的口信，同几路风声前后一印证，才把这件事落了账。
七十六号最盛的时候，这个名字压得半个上海透不过气。名单上的人一批一批进去，出来的没有几个。他手上的血，几条弄堂都洗不清——这样一个人，没死在锄奸团的枪口下，没死在自家后院的火并里，末了叫自己递上去的一份呈文放倒了。
还有一层，只有陆行舟自己知道：那条“代号带亮字”的鱼，万啸卿追了几年，从口供追到手法，从手法追到体温，最近的一回，只隔着一层浮沙。如今那双眼睛还睁着，却再问不出一个字了。追他的人里头，最有本事的一个，下场了。
灯芯结了个花，陆行舟没去剪。心里只过了一句：万啸卿这辈子办成的最对的一桩案子，杀死了他自己。
再往下的账，他没急着算。夜还长，这一笔，不到落笔的时候。
隔日午后，店堂里进来一个久违的客人。
高丽生瘦了一圈，西装还是那身西装，空落落挂在身上。他进门没寒暄，径直走到书架前，站了半晌，取下架上最后一册《戏考》——收着《击鼓骂曹》词的那一册。
“就这本。”他把钱搁在柜上，多出的角子没让找，“明日的车票，我去南京。楼里旁的人散的散、躲的躲，总要有人去伺候茶水。”
陆行舟点点头：“高先生有心。”
“谈不上。”高丽生扶了扶帽檐，“跟了十来年。旁人骂他什么，都对。可他从没短过我一个月薪水——就凭这个，我去端这碗茶。”他顿了顿，“听说人认得字，就是说不出。我把戏词摊在他跟前，他眼睛能跟着走。”
陆行舟给他包书。牛皮纸，细绳，十字扣，同从前每一回一样。
高丽生把书抱在怀里往外走，到门口站住了，背对着柜台，肩膀动了一下。
“陆先生，”他的嗓子哑着，没回头，“主任怕是——听不成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