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是俞松甫具名的，还是红纸，落款还是那个俞字。
这一回不是同乡会。三山街同福楼的楼上又打通了一回，九桌，屏风撤了，靠里那两桌女眷也不摆了，全是男客。帖子上写的是“宁波旅京同乡恭迎国大代表暨各界长官”，日子是十一月三日，晚上六点。
郑百川穿的是军服，扣到领口，肩上的牌子擦过。他在楼梯口把陆行舟拦了一下，压着嗓子讲宁波话。
“今朝阿拉是陪客。主座是财政部唐次长，俞老先生请的。侬坐末桌，替我看着酒，哪一桌空了就叫人添。”
“晓得。”
“二厅也来人。”他讲这三个字的时候眼睛看着楼梯上头，“财政部的客带来的，同俞老先生不相干。侬少讲话。”
“晓得。”
郑百川点点头，一步一步上楼，腰板是军服的腰板。
末桌靠楼梯口，上菜的伙计来来去去，桌布上先落了两滴汤。
同桌的是绸庄的账房，市府一个科员，还有两个从宁波坐船来的代表的随员。随员一个姓陈一个姓范，都是年轻人，一坐下就问夫子庙的灯还点不点。账房讲，点，十一月里开会，满城的灯都要点。
主桌在最里头，靠窗。窗子外头是三山街的夜，灯一串一串，全是新挂的。
唐季礼是六点一刻到的。府绸长衫，人还是不高，比在重庆时又白胖了些。俞松甫拄着手杖迎到楼梯口，两个人拱手，唐季礼扶了一把老人的胳膊，两个人一道往主桌走。走过末桌的时候，唐季礼的眼睛在这一桌上过了一遍，没有停。陆行舟低着头，替随员斟茶。
主桌坐满了。宁波来的两位代表坐在唐季礼两边，一个长衫，一个西装。俞松甫坐首席下手，郑百川坐再下手一位，坐得直。
二厅的人是六点半到的。
两个人。前头一个上校，肩章新。后头一个穿中山装，没戴肩章，走得慢，一级一级上楼，皮鞋在木楼梯上不响。伙计引着往主桌去，唐季礼起身，两位代表起身，俞松甫也起身。中山装的那一位摆了摆手，在唐季礼左手第三个位子坐下。坐下之前，他抬起左腕看了一眼表。
陆行舟没有抬头。他看的是茶壶嘴。
钢壳的表。表带旧了，边上磨出的毛，隔着五张桌子看不见，可是他不用看。那只表他见过四回。罗家湾的坡上，公馆造册，两份手令，小楼里那半杯酒。看表的样子是一样的，先看表，再抬眼。
他把茶壶搁下，往随员那边推了推。
黄鱼上来了。十一月的黄鱼不如五月，一桌一条，还是清蒸。
俞松甫站起来讲话。手杖点了两下地板，楼上静。他讲的是宁波人的老话，走遍天下靠同乡，八年散了今朝聚，末了讲了一句，国大在即，宁波人也有代表在里头，是阿拉的体面。底下叫好。
郑百川第二个站起来敬酒。他先敬唐次长，官腔起头：“唐次长，卑职郑百川，北平站的，敬您一杯。”唐季礼端杯，抿了一口，笑呵呵的，讲了一句什么，隔得远，听不清，主桌上笑了一片。郑百川再敬两位代表，再敬俞老先生，末了往二厅那两位那边转过去，杯子举了举，没讲话。上校端杯应了。中山装那一位把杯子往边上挪了半寸。
陆行舟看见了那半寸。他把眼睛落回自家桌上的黄鱼。
菜过五道，楼上嗡起来。末桌讲的是船票，宁波到上海的船票涨了三成。市府科员讲，国大一开，代表下榻的地方还差三十张床。
主桌上讲的听不清，听得清的只有笑声，都是唐季礼起的头。
他一面听末桌讲船票，一面数主桌上的杯子。郑百川的杯子空了三回。上校的空了两回。中山装那一位的杯子一直是半杯，没动过。
第七道菜上来是一大盆汤。伙计端汤的时候楼上短了一息，嗡声矮下去，主桌那边的话就漏出来一句。
是中山装那一位的声音。不高，慢，一个字一个字。
“郑站长，他在渝的东西，北平那一批，几时走？”
郑百川的背直了一下。隔着五张桌子，陆行舟看见他的肩膀先抬后落。
“秋里定。”郑百川讲的是官话，“席秘书那头管，卑职听令。”
“津浦路？”
“听令。”
“津浦路徐州以北，月月有断的。”那一位讲，“断了，就停在半道。停在半道，就要人看着。”
上校在旁边接了一句：“二厅在徐州、济南两处都有站，可以照应。”
郑百川没接。他端起杯子，杯子是空的，他没放下。
唐季礼笑了。他放下筷子，手往外一摆，隔着五张桌子也看得见那只手。
“老戢，喝多了。军国的事，酒桌上混说什么。来，尝尝这汤。”
主桌笑起来。中山装那一位也笑了一下，嘴唇合着。他抬起左腕，看了一眼表。
汤盆搁下了。楼上的嗡声又起来，把主桌盖了过去。
陆行舟夹了一筷子黄鱼。他把鱼刺一根一根挑出来，搁在碟子边上，挑得慢。脑子里那一句一个字一个字过：他在渝的东西。不讲老板，讲他。北平那一批。几时走。津浦路。
字是酒桌上的字。纸不是酒桌上的纸。
姓范的随员碰了碰他的胳膊。“陆先生，主桌那位讲的，津浦路怎么了？”
“不晓得。”他说，“我抄字的。”
散席是九点。
唐季礼先走，两位代表跟着，三部车在三山街口等着。二厅那两位第四个走，上校走前头，中山装的走后头，一级一级下楼，皮鞋不响。走到楼梯口，他往末桌看了一眼。
末桌已经空了一半，剩下账房在算酒钱。陆行舟站在墙边，帽子拿在手里，低着头等郑百川。那一眼在他身上停了半息，比看账房长，过去了。
郑百川是末一个下来的。两个人出了同福楼往东走，他走了半条街没讲话。到了巷口，他站住了，讲的是宁波话，声音压得低。
“行舟啊，侬听见了伐？”
“听见了。”
“戢处长。”郑百川讲这三个字，回头看了一眼街口，“从行动处调国防部，如今是二厅的人。他问我几时走，我怎么晓得几时走。席秘书还没讲。”
“是。”
“他问津浦路。”郑百川的声气又低了一层，“徐州以北，兵站、检查站，都是国防部的人。箱子停在半道，要人看着。看着的人，是他的人。”
陆行舟没接。
“侬讲，”郑百川站在巷口，看着他，“这一批，几时走，怎么走？”
“席秘书定。”
郑百川看了他一会儿，笑了，笑得没有声。他拍了一下陆行舟的胳膊，没有讲话，转身叫黄包车。
陆行舟走回门东。夜里的城南凉了，石板上有露水。断，停，看着。三个字连起来，是一条路。
要走，就不走这一条。
天井里桐油灯点着。曼丽坐在灯边织毛线，灰的，织了有两巴掌长了。
“喝了？”
“三杯。”
“三杯就一身酒气。”她把毛线搁在膝盖上，“唐次长去了？”
他看了她一眼。
“方太太讲的。”曼丽又拿起竹针，“颐和路的车下晌就往三山街去了，方太太的窗口看得见。”
“去了。主桌。”
“你坐哪一桌？”
“末桌。”
曼丽哼了一声，织了一行。“末桌好。末桌吃得着，讲不着。”
他在门槛上坐下。她织到第三行，又讲了一句，声气低了些：“北平的事，酒桌上有人问伐？”
“有。”
“你答了？”
“没答。我抄字的。”
“晓得你抄字的。”她把针脚拆了一针，“抄字的也要吃饭，去灶间，我留了半碗糖芋苗。”
桃叶渡的石阶那一夜他去了。第三级的缝，一张纸，两行：北平那一批，二厅问津浦路，问几时走。没有落款。
席之桓叫他，是第二天上午。
正房窗子朝南，梧桐叶子黄了一半，屋里比七月凉。席之桓桌上一张纸，只有一行字，笔迹是他自家的，写得慢。他没让坐。
“昨夜同福楼。”席之桓说，“郑百川讲了。”
“是。”
“他问几时走。”席之桓看着那张纸，“他问津浦路。”
“是。”
“你怎么看？”
陆行舟站着。他把话在心里过了一遍，过完才讲。
“津浦路徐州以北，月月有断的。断了，箱子停在半道，要人看着。看着的人，不是本部的人。”他停了一停，“走水。下关上船，两日到上海，上海换海船，三日到塘沽，塘沽换火车，半日到北平。船上只有一条路，人上不来。慢五日，箱子不落地。”
席之桓没讲话。他把那张纸翻过来，纸背面是空的。他拿笔，在背面写了一个字。水。
“写下来。”他说，“路线，日程，船名，换船的码头。一张纸，不要落款。今晚给我。”
“晓得。”
“出这间屋子，这一张纸就没有了。”
“晓得。”
他回研判股，铺纸，蘸墨。写路线，下关，上海，塘沽，北平。写日程，五日。写码头。写完吹干，折成四折，揣进怀里。
押运令是下午到的。
不是电，是纸。席之桓的正房送过来，跑腿的双手捧着，搁在他桌上就走了。纸是本部的公文纸，抬头一行，押运令。底下几行，批次，箱数，起运日，路线。路线那一格写的是一个字，水。
再底下一格，押运官。
后头三个字，是他自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