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车是郑太太包的，三辆，天不亮就停在六条口。
郑太太自家那辆包月车在头里，车夫把铜铃擦得亮。后头三辆是从东四牌楼底下雇的，包半天，一辆八千，跑西直门外，来回。
王妈先出的门。手里一把柳条，青的，是天没亮从六条东口那棵柳树上折的，皮上的水还没干。她把柳条分成几绺，一绺一绺往门槛上码。
“太太，戴上。”
“戴啥物事？”
“戴柳。”王妈拿一绺，往曼丽鬓边别，“俺们通州的规矩，清明不戴柳，来世变黄狗。”
“变黄狗？”
“黄狗。”王妈说得平，“俺们那儿，家家戴。娶来的媳妇头一年不懂，婆婆给别上。”
曼丽摸了摸鬓边。柳条凉，叶子刚吐出来，指甲盖大。她没拿下来。
出了西直门，路是土路。
城门洞里挤，出城的车一辆接一辆，都是踏青的。城门外头一下子空了，两边是地，麦苗青着，齐脚脖子高，风一过，一片倒，一片起。长河在道边上走，水浑，岸上的柳条一丝一丝垂下来，梢头绿，根上还是灰的。
高亮桥是一座石桥。桥这一头有一片野茶馆，几张桌，条凳，芦席搭的棚子，棚子底下一口大铜壶，壶嘴冒气。
郑太太先下车。宝蓝旗袍外头罩了一件灰鼠皮的坎肩，坐得稳，走也稳。
“老头儿，两张桌。茶要好的。”
“好的没有。”老头说，“茶叶末，一壶三百，开水管添。芝麻酱烧饼，一个三百，现打的。”
“烧饼来十个。”郑太太说，“茶两壶。”
太太们一桌，侯太太同王妈坐旁边那一桌。姨太太没坐，站在河沿上，掐了一枝柳，编圈，编得快。她烫过的头发在风里一飘一飘，柳圈编好了，往头上一扣。
“陆太太，您也编一个。”
“我有。”曼丽指了指鬓边。
“那是别的。”姨太太说，“戴圈才好看。”
侯太太在那一桌接了一句：“您呐，戴圈的是姑娘。太太们，一绺就够了。”
姨太太笑了一声，没接。她回头看着河。
茶来了，壶嘴淌水。曼丽把碗送过去。
“劳驾，添满。”
老头看了她一眼，添满了。
方太太是最后一辆车上下来的。
她下车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方手帕，帕子里包着什么，四方的。坐下，先把帕子搁在桌上，压着，再喝茶。
“我们处长昨儿回来了。”
一桌人都看她。
“昨儿下晌的车。到家先睡了一觉，睡到今早，说南京的床硬，北平的床软，软得腰疼。”方太太把帕子打开，里头是一封信，“我侄女托他捎的。城南那个女中的。”
“信上讲啥？”曼丽问。
“讲学生。”方太太把信翻开，不念，眼睛在上头走，“说南京的学生四月里又上街了。一队一队的，举着布，喊。我侄女没去，她们先生不叫去。”
“哪个先生？”
“沈先生。”方太太说，“我侄女信里写，那天早上，沈先生站在校门口。站了一早上。”
“站校门口做啥？”
“拦着，还是送着，信上没讲。”方太太把信折回去，“就写了站在校门口。”
曼丽拈了一个烧饼，掰开，芝麻掉在桌上。
“沈先生。”她说，“就是托小姑娘送我桂花糖那位。人，我没见过。”
“教得真好。”方太太说，还是那一句，“我侄女天天念。”
钟太太把茶碗搁下。
“听说学生上街，南京要抓人。听说抓了又放了。听说这一回不放了。”
“三个听说。”郑太太说，“钟太太，喝茶。”
钟太太喝茶。
“南京的事，隔着一千里。”郑太太拿烧饼在茶碗里蘸了蘸，“老郑讲，北平站管北平的。旁的，看报。”
方太太把信塞回帕子里，帕子塞进袖口。
“我们处长讲，南京催得紧。”她压低了嗓子，“催什么，他不讲。就讲，回来了好，回来了就安生了。”
“安生。”侯太太在旁边桌上讲，“您呐，这两个字，北平城说了一年了。”
姨太太从河沿上走回来，柳圈歪在头上。她坐下，不看人，看桌上的烧饼。
“前儿个我们那口子陪人上西山。”
“上西山做什么？”钟太太问。
“打猎。”姨太太拿了一个烧饼，掰一半，“二厅一位荆上校，赶在清明前头上山打野兔。警备司令部派人陪着，派到我们那口子头上。”
“打着了？”
“一枪一只。”姨太太说，“我们那口子讲，一枪一只，一只不空。回来讲了一晚上，枪好。就这两个字，枪好。”
“什么枪？”
“他不懂。”姨太太把那半个烧饼咬了一口，“他讲，那位上校，看兔子不看人。兔子在草里动一下，他枪就起了。人在旁边讲话，他不看。”
曼丽没接。她把烧饼上的芝麻一粒一粒往桌上拨。
“荆上校。”郑太太说了一遍，把这三个字说得很平，“二厅的。老郑提过，来过站里一回。”
“来过站里？”方太太问。
“来过。坐了半个下晌。”郑太太说，“坐完就走了。”
她没再讲。她把茶壶提起来，给每个人添了一回。添到曼丽，曼丽把碗往前送了送。
河沿上的风软了。麦地那头有人放风筝，一只沙燕，线拉得长，风筝在天上不动，线在动。
回城的车上，曼丽同王妈一辆。
车过了西直门，车夫脚步慢下来。城里街上人多，都是从外头回来的，鬓边有柳。
“王妈。”
“哎。”
“清明要上坟。”曼丽说，“我姆妈的坟在上海。”
王妈没有马上答。车轮在石板上响了一阵。
“坟远的，烧包袱。”王妈说，“俺们通州出去当兵的，死在外头的，家里人也这么烧。十字路口，天擦黑。包袱皮上写地名，写名姓，收的人才认得。”
“包袱皮哪里买？”
“纸马铺。东四牌楼底下就有。”王妈说，“一张两百。里头装的纸锭，一叠五百。太太要是自家折，买锡箔，一沓三百。”
“自家折。”
“那今儿下晌就得折。”王妈说，“天擦黑要烧。烧晚了，路上的都收走了，到不了上海。”
曼丽点了一下头。鬓边那绺柳条晃了一下。
陆行舟是下晌回来的。
院子里，曼丽坐在门槛上折锡箔。折得不快，一只一只，歪的多，齐的少。王妈在灶房里，也折。井台上摊着一张包袱皮，黄纸，印好的格子，格子里空着。
他在门槛那头坐下。
“今儿去哪儿了？”
“高亮桥。”曼丽没抬头，“郑太太请的。麦子青了，河开了，人多得脚碰脚。”
“嗯。”
“方太太家处长回来了。”她折了一只，搁进篮子，“带了她侄女的信。南京学生又上街，沈先生站在校门口。就是送桂花糖那一位。”
“嗯。”
“还有一个荆上校，二厅的，赶在清明前头上西山打兔子，一枪一只。姨太太家那口子陪的。说是枪好。”
他的手在膝盖上，没动。
“郑太太讲，这位上校来过你们站里。”
“来过。”
“做啥？”
“坐了半个下晌。”
她不问了。她把折好的那一只搁进篮子，拿起那张包袱皮，递过来。
“字，你写。”
他接了。
砚是他自家的，王妈端出来，墨研得稀。他把包袱皮铺在井台上，蘸墨。
“写啥？”曼丽问。
“地名。名姓。”
“上海。”曼丽说，“沪西那一片。姚门。”
他写。上海两个字，写得齐。底下姚门两个字，写得比上头大一点。名姓那一格他停了停。
“姆妈的名字，”曼丽说，“我不晓得。”
他没有问。笔尖在那一格上停了一息，落下去，写的是曼丽的名字。写在下头，落款那一格里。
“收的人认得你。”他说。
曼丽看着那张纸。看了一息，两息。她伸手把纸从井台上拿起来，吹了吹，墨没干，她又搁回去。
“你的字，”她说，“比我齐。”
天擦黑，六条口那棵老槐树底下，卖小金鱼的挑子收了。
十字路口在东四北大街上。往北是七条八条的口子，往南是牌楼，东西两头各一条胡同。路口不宽，四角各一家铺子，铺板上了一半。地上已经有人烧过，两堆灰，一堆还有火星。
王妈拿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圈。画到南边，停一下，留一个口。
“口朝哪边？”
“朝南。”王妈说，“上海在南边。留了口，才出得去。”
曼丽把包袱搁在圈里头。锡箔折的元宝，歪的齐的，一齐塞在包袱皮里，包袱皮上那几个字朝上。陆行舟划火柴。
火从纸角上起来。上海两个字先黑，姚门两个字跟着卷，末了是落款那一格。锡箔在里头响，一片一片，蓝的火。
曼丽蹲着。她没有哭。她看着火，嘴里讲了一句上海话，讲得轻。
“姆妈，阿拉在北平。”
再没有旁的。
王妈从怀里摸出几张黄纸，没有字的，在圈外头点了。
“圈外头的，给路过的。”她说，“路过的收了，不来抢圈里的。”
火矮下去。三个人站着。路口那头有人也在画圈，树枝在地上刮，沙沙的。往北一家铺子的门板上完了，上门闩，哐的一声。
灰往上飘，飘过槐树的枝子，往南。
回到六条，院门没闩。
院子里站着一个人。棉军装换成了单的，帽子在手里。牧顺来看见三个人进门，往前走了两步，站住。他往曼丽鬓边看了一眼，看了那绺柳条，又把眼睛挪开。
“陆长官。”
“讲。”
牧顺来没讲。他从怀里摸出一张字条，递过来。纸折成四折。
陆行舟在井台边打开。铅笔字，一行。
情报处自去年十一月起值夜单，明日全交箱房。
没有落款。他把纸折回去，塞进大衣口袋。牧顺来把帽子戴上，出了院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