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在货场东头，一堵墙隔着调车道。
墙那边火车在撞车厢，哐一声，隔一息又一声，一节一节传过来。墙这边一辆卡车，一辆吉普。卡车的引擎盖支着，铁宝山半个身子探在里头，只露一双腿。院里三间北房，当中那一间门开着，门框上钉一块木牌，白漆写的字，掉了一半。
陆行舟是八点半到的。站长今早又写的条子在他口袋里。
雷震虎坐在屋里。一张桌，一把椅，桌上一只白搪瓷缸子，帽子搁在缸子边上。他没有起身。
“坐。”
屋里只有一把椅子。陆行舟站着。
“站着也行。”雷震虎说，“你押过箱。今日还是你。他们信你押的箱，比信我的话多。”
“雷队长讲。我听。”
“你听，你不讲。讲一句，日子就是你的了。”
他把嗓子提起来，往门外喊了一个姓。
头一个进来的矮壮，河北口音，站在桌前头，两只脚并得齐。
“五月一日。”雷震虎说，“西直门货栈。陶老的卷从那里出城，装车，走平绥线。头一天夜里你带两个人进货栈，守到卷上车。”
“是。”
“这个日子，出了这道门，只有你一个人晓得。”雷震虎的嗓子磨下来，磨得慢，“第二个人晓得了，我不找第二个人。我找你。”
“是。”
“副处长在这里。副处长押过箱。押箱的人不讲话，你也不讲。”
那个兵看了陆行舟一眼，退出去了。
第二个高，脸黄，进门先摘帽子。五月五日，前门东站。同去年一样，货车厢，天亮前。一句一个是，退出去。
第三个瘦，两只手插在裤袋里，进了门才把手拿出来。
亓春山。
他没有站到桌前头，站在门里一步的地方，离桌子一步半。脸朝着雷震虎，不朝陆行舟。
“五月三日，夜里。”雷震虎说，“东单三条，军调那座灰楼。二月里就空了，门房是站里的人。卷夜里进去，天亮出城。你带两个人，天黑进楼，守到天亮。”
“晓得了。”
“东单三条离灰楼两条街。近的地方，二厅的人不敢想。”雷震虎说，“不敢想的地方，才放东西。”
“晓得了。”
雷震虎看着他。看了一息。
“八年。”
“八年。”亓春山说。
他退出去。退的时候两只手又插回裤袋里。
第四个年轻，二十出头。五月七日，崇文门外，税关那边一座货栈。雷震虎讲到一半，墙那边火车又撞了一下，他停住，等那一声过去，再讲。
四个。
雷震虎把帽子拿起来，攥在手里，没戴。
“铁宝山不给。”陆行舟说。
“他晓得真话。”雷震虎说，“晓得真话的，不用日子。”
“四个都给了。”
“不给的那一个，就晓得我疑他。”雷震虎站起来，帽子往桌上一撂，“四个都给，四个都不晓得旁人手里有。二厅动哪一个日子，哪一个日子就是漏的。”
“四个都动呢。”
“四个都动，我四个都抓。”
陆行舟没有接。四个日子，一个真的都没有。真的在三楼东头，箱盖合着。饵撒出去了，鱼咬哪一个，撒饵的人定不了。
“死鱼。”雷震虎说，“你在想什么。”
“想卷。”
“卷有陶老。”雷震虎把帽子戴上，“人，有我。”
院子里铁宝山从引擎盖底下钻出来，两只手黑的，在裤子上擦。没有过来。
灰楼三楼东头，门开着一半。
薛砚农蹲在桌边。桌上两样东西并排。左边一只卷筒，油纸裹着，麻绳两道，封条压在绳上，封条上一枚火漆。右边一只卷筒，油纸裹着，麻绳两道，封条压在绳上，封条上一枚火漆。
一样粗。一样长。
陶其昌坐在长凳上，手搭在膝盖上。
“造册的。”
“在。”
“认。”
陆行舟走到桌前。他没有伸手。左边那一只，火漆是席秘书的，蜡红，亮，边上没有裂，十月里重封的。右边那一只，火漆是平字，北平站的印，蜡也红，也亮。两枚都是新的。
“右边。”他说。
“凭什么。”
“蜡一样新。花纹不一样。”
“花纹认得的人，北平城里几个。”陶其昌说，“认不得的，看粗细。”
薛砚农把右边那一只托起来，托得平，转到灯底下。
“电讯室的废电报纸。”他说，“半年攒的，码子收错了重抄，旧的作废。四十二页，我裁的，裁得同正卷一样宽。号是我编的，一到四十二。”
“废纸也有号。”
“进了我的手，就有号。”薛砚农说，“没有号，我不会卷。”
“火漆呢。”
“机要科的印。钟科长借的，印拿上来，人没上来。我按的，陶先生看着。”薛砚农的指头在那枚平字上头停了一停，没有碰，“假的也要真按。按歪了，二厅的人头一眼就看出来。”
陶其昌从长衫里摸出那支短铅笔。薛砚农抽出一张纸。他站着写。
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废纸卷一，火漆一，在。箱房。
底下三个字。没有印。
“假的也记？”陆行舟问。
“进了这间屋的，都记。”陶其昌把铅笔揣回去，“出这间屋的那一日，再记一行。”
“出屋的日子。”
“雷震虎定。”陶其昌说，“他定日子，我定屋。日子到了，他来抬，我跟着。假的走到哪里，我走到哪里。”
薛砚农把右边那一只搁回桌上，同左边并排。
“真的呢。”
陶其昌没有答。他看了一眼西墙。二十九号在最外头，箱盖合着，两道铜扣扣着，火漆都在。眼睛收回来，落在桌上那两只卷筒上。
“分不开。”他说，“分得开，就有人分。”
牌是三点开的，郑太太家西屋。
主桌四个人。郑太太上首，曼丽下手，钟太太对面，末位是警备司令部那位团副的姨太太，烫发，指甲染红，讲话冲着牌讲。侯太太不上桌，站在曼丽椅子后头，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洗牌，哗啦一响。码牌。
“换完了。”姨太太说，头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西直门外那几处仓库，换防换完了。新来那一团前儿到齐，钥匙交了，岗也换了。我们那口子睡着了，睡了两天两夜，叫他吃饭都叫不醒。”
“睡着了好。”郑太太说。
曼丽摸了一张牌，看了一眼，搁进去。去年冬天在这张桌上，姨太太讲的是下月换防。
“听说新来那一团是南边调的。”钟太太说，“听说番号还没挂牌。听说——”
“钟太太。”郑太太说，“出牌。”
钟太太出牌。姨太太吃了。
“陆太太，您这是让牌。”姨太太说，眼睛还在牌上。
“不让。”曼丽说，“手里就这一张。”
一圈打完，曼丽站起来。
“借光。”她说，往后挪了一步，让侯太太的手伸进来替她理牌，“我倒杯水。”
“地道。”侯太太说。
窗外院子里一棵杨树，杨树上的毛毛虫落了一地，风一吹在砖地上滚。
散的时候五点。曼丽站在门口，同郑太太讲了一句回头见，同姨太太也讲了一句。姨太太愣了一下，头一回抬眼看她。
“回头见。”姨太太说。
晚饭是小葱拌豆腐，豆腐一块二百，东口挑子上买的，比上月贵二十。
院子里井台边一只灰猫，蹲在井沿上看水。
“换完了。”曼丽说，“西直门那几处仓库。姨太太讲的，新来那一团到齐了。”
“换完了好。”
“上回我问你有干系没。”曼丽夹了一筷子豆腐，“你吃白菜。这回我不问。”
“换完了，就是没干系了。”
“没干系你还要回楼里？”
他把碗搁下。四个日子。西直门货栈，新来的一团刚到齐，岗新，人生，二厅的人要往那里动，先得过一团人的眼。前门东站，去年动过一回，弹壳还在雷震虎手里。崇文门外，出城的口子，人多眼杂。
第二个。五月三日夜。东单三条。
空楼。二月里人走了，门房是站里的人，一个。灯不亮，街窄，离灰楼两条街。二厅的人要动，那是最好动的一个。
那座楼他进过一冬。一张桌子，品字形，三面各坐一家，谁也不在谁上首。桌尾一溜记录席，他坐过。桌子那一头坐过的人，二月里坐专列走了。桌子还在。
街对面那个修车摊，人是三十三年入的册，摊子去年正月才支到东单三条。
“回楼里坐一坐。”他说。
“坐坐坐。”曼丽把碗收了，“你跟那楼过日子去。”
电车东四牌楼底下上，东单下，一段二百二。
车上没几个人。东单牌楼底下杏仁茶的炉子熄了。台基厂头条的槐树黑着，路灯从叶子缝里漏下来，一块一块。灰楼门口没有吉普。门房窗口里牧顺来隔着玻璃讲了一句。
“陆副座。陶老没下来过。”
“晓得。”
三楼。走廊那一头，窗根底下的长凳上坐着一个人，棉军装，背对着楼梯。不是亓春山。高的，脸黄，早上领了五月五日那一个。他回头看了一眼，看清了，转回去。
箱房的门关着，锁挂在门鼻子上，没锁。隔壁那一间门开着，灯亮着。
陆行舟在楼梯口站住。
陶其昌从隔壁出来。长衫，袖口磨白的那一截缩着。他没有看楼梯口。回身进屋，再出来的时候，两只手拖着那张行军床。
铁脚在地板上刮，一声，一声。
床拖到箱房门口。他把床横过来，床头顶着门框这一边，床尾顶着那一边，正好把门堵严。他弯下腰，把被子抖开，铺平。
长凳上那个兵站起来了。站着，没有过来。
陶其昌躺下去。脸朝上，两只手搭在肚子上。
鞋没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