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行舟没有答。
车过廊坊，不停。窗里那一块光从箱盖上挪下来，挪到地板上，挪到薛砚农的皮箱上。麦子在窗外过去，黄了一半，一片接一片，平的。陶其昌的手在箱盖上。
薛砚农睁了一下眼，看的是箱子。又闭上。
十一点二十，天津东站。
棚子还是铁的，锈往下掉。车停稳，行李车的门拉开，站台上站着四个，三个兵，天津站的，一个灰布中山装。灰布的先看车里，看见箱子，再看人。去年塘沽接站的那一个，皮帽换了草帽，还是压着眉毛。
“陆副处长。寇站长叫我接。”
“接了。”
“津浦路的车，晚上七点。货栈在东头，去年那一间。”
箱子抬下来。两个兵抬，陆行舟在后头，陶其昌跟着箱子走，一步，一步。薛砚农提两只皮箱。站台上卖切糕的挑子挤在人缝里，一刀五百，刀上沾着糯米。红帽子扛着箱笼小跑。没有人看这一口箱。
货栈的门开着。砖房，一盏马灯，白天没有点。箱子落地，靠墙。陆行舟蹲下去。
桓字半边。平。封条上铅笔三个字，一半在纸上，一半在木头上。
“火漆都在。”
“在。”陶其昌说。
三联。
薛砚农把本子从匣底抽出来，搁在箱盖上。复写纸夹在当中。他站着写，字歪，笔画重。
三十六年五月十四日。二十九号箱，渝密五十三，天津东站，交接。
交。接。封档人。
陆行舟先签。钢笔。押运官三个字底下，陆行舟。
灰布中山装的没有签名。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小印，铜的，往嘴上哈了一口，按在接的那一格。天津站。三个字，蓝的。
陶其昌末一个。铅笔，三个字。
三联撕开。头一联陆行舟折了，搁进上衣口袋，同昨日那一联一处。第二联灰布中山装折了，揣走。第三联薛砚农夹进匣底。
“押运官。”陶其昌说，“到此。”
“到此。”
去年十一月从这一间货栈押走，四口。今日押回这一间，一口。去的时候点人头，三个。回来的时候点火漆，三枚。押运官三个字，他签过两回，一回是封，一回是交。当中隔了半年，隔了一个南京来的老头四十几天的簿子。
陶其昌在箱子边上坐下。地上，砖的。他一只手搭在箱盖上。
薛砚农又抽一张簿纸。陶其昌接过去，纸搁在膝盖上，写。
三十六年五月十四日。二十九号箱，天津东站，交天津站押。在。
三个字。没有印。纸折了两折，回到匣底。
四个兵在门口，两个门里两个门外，枪靠着墙。灰布中山装出去了。
陆行舟站在门口。
门外十几步是堤。海河开了。船挤在河里，桅杆挨着桅杆，看不见水。对岸洋楼一排，日头底下白的。一艘小火轮拉了一声，长的，河上的船没有一艘让。堤上钱摊子的木牌立着，牌上的数比去年多两个圈。
他没有下堤。他回头看货栈。箱子在墙根，陶其昌的手在箱盖上。
寇云舫两点到的。
夏布长衫，两只手背在后头。他站在货栈门口，先看箱，后看人。三步，到陆行舟跟前。
“陆副处长。”
“寇站长。”
“郑站长的电话，九点打的。”寇云舫说，“问的是到没到。”
“到了。”
“成。”
崇文门那一枪，他没有问。郑百川的电话打到天津，讲的也只是到没到。天津站的站长，问北平的事，不问。
他往里看。陶其昌坐在地上，没有起身。
“陶老。”
“寇云舫。”
三个字。寇云舫没有再客套。他讲话短，末尾往下沉。
“七点的车，行李车清了半节。兵四个，送到浦口。”
“送到浦口。”陶其昌说，“浦口以南，南京的兵。”
“南京的兵。”寇云舫说，“成。”
他胳膊底下夹着一张报纸，折成四折。他把报纸抽出来，搁在箱盖上，搁在陶其昌手边。不是给陶其昌看的，他看陆行舟。
“二版。”
陆行舟拿起来。二版当中一行，小字。财政部唐次长莅津，以私人名义投资本埠某纱厂，昨已签约。一行。底下是棉纱的价，一包多少万，今日比昨日多一个数。
“唐次长。”寇云舫说，“前日到的。住租界。见的是纱厂，不是我。”
“次长。”
“还是次长。”寇云舫说，“津浦路上一车棉纱，比一车纸值钱。”
陆行舟把报纸折回四折，搁回箱盖上。那一行他看了一遍。看了一遍就在了。
寇云舫从长衫里摸出烟，恒大牌。递一支。陆行舟接了，没有点，夹在指头上。同去年一样。
“去年那个买烟的兵。”寇云舫说。
“在二厅办事处当门房。”
“上月不见了。”
陆行舟没有讲话。
“门房换了一个。”寇云舫说，“二厅没有报。我没有问。”
“不问。”
“成。”寇云舫把烟灰弹在门框上，“二厅的人，二厅找。天津的地界上，一天不见三个。”
他讲完这一句就不讲了。眼睛在河上。
陶其昌坐在箱子边上，从头到尾没有看报纸。他看的是门口那四个兵的枪，靠在墙上，枪口朝上。
寇云舫走了。灰布中山装回来，提一屉包子，一屉三千，纸牌子插在屉边上。兵在门口吃，油纸铺在膝盖上。薛砚农吃了两个，陶其昌吃了一个，包子拿在手里，另一只手没有离箱盖。陆行舟没有吃。他站在门口，看堤。
黄昏。
陶其昌站起来了。长衫下摆上一道灰，砖地蹭的。他没有拍。他出货栈，往站台那头走，一步一步，绕站台一圈。四十几天在台基厂没有断过，天津也绕。薛砚农没有跟。陆行舟站在货栈门口，看着长衫从站房那头转过来，转到棚子底下，回到门口。
陶其昌回来，看了一眼箱子。手搭上去。
“几点。”
“六点半。”薛砚农报。
七点差一刻，站台。
津浦路的车在一道上，行李车挂在末尾。天津站的兵抬箱，四个，两个抬，两个走前头。陶其昌跟着箱子，箱子走一步他走一步。薛砚农提两只皮箱。陆行舟在末尾。
寇云舫站在站房门口，没有过来。
箱子抬上行李车，落地，靠壁。四个兵上去，两个坐在箱子两头。
陶其昌站在踏板底下。长衫，袖口磨白的那一截。他没有上车。他回过身来，看陆行舟。
“我给老板抄三年字。”
陆行舟站着。
“他批我一个字。”
“什么字。”
“稳。”
一个字。汽笛没响，车头在那头喘。
“陶老稳。”陆行舟说。
“稳的活得长。”陶其昌说。
他停了一停。眼睛不在陆行舟身上，在行李车里那一口箱上。
“可用的——”
后头没有了。
汽笛响了，一声，长的。陶其昌转身，脚踩上踏板，长衫下摆扫过去。薛砚农从后头托了他一把。他进去了，在箱子边上坐下，一只手按在箱盖上。
薛砚农没有立刻上车。他站在踏板底下，把木匣换到左手，右手伸进匣底，抽出一张纸。
三联单。空的。一张，没有复写纸。
他递过来。
“留一张。”他哑着嗓子说，“往后你自家的册，自家签。”
陆行舟接了。
薛砚农上了车。他坐在皮箱上，两只手按在匣盖上，手背上的疤朝上。眼睛闭上了。
车动了。行李车的门没有关严，一道缝。缝里一盏马灯，灯底下一只手，在箱盖上。手没有动。门从站台上退过去，退到棚子外头，退到灯照不着的地方。
陆行舟站着。
口袋里三张纸。一张封，一张交，一张空的。
夜车十点。
站台上灯亮了。卖切糕的收了，换了卖烧饼的，一个三百，天津比北平便宜一百。红帽子蹲在柱子底下，不喊。他没有行李。枪在口袋里，烟在指头上，没有点。
回北平的车在二道上。三等车厢，门开着，里头一盏灯，坐着几个背褡裢的，一个抱鸡的。他站在踏板上，没有进去。
站台那头，津浦路的一道空了。七点的车走了三个钟头，行李车那一道缝，那一盏马灯，那一只手，这时候在沧州往南。他不去想沧州以南。天津以南，不是他的事。
去年十一月，这一道，这个钟点。四口箱，三个人，牧顺来坐在二十九号上头。今日一口箱也没有，人也没有。口袋里那一张空的，薛砚农撕得齐，四个角都在。
汽笛还没响。
站台上过来一个人。夏布长衫，两只手背在后头。走到车门底下，站住，没有上踏板。
寇云舫。
他没有讲一路顺。他抬头，讲得短，末尾往下沉。
“北平来的电话。方才。”
陆行舟没有动。
“北平今夜学生开会。”寇云舫说，“中统的人也到了，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