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帘子放下来一半。
六月八日，礼拜天，下晌一点。无量大人胡同郑府第二进的西屋，帘子外头日头白的，帘子里头一桌牌。井台上镇着一盆冰核，早上买的，一块一百，化了一半，水里浮着一把樱桃，末茬的，一斤二千八，酸。
主桌四个人。郑太太上首，宝蓝旗袍换了藕色的纱，扇子摇着。曼丽下手。钟太太末位，眼睛尖。对面那一位，新的。
三十上下。白底细蓝花的旗袍，领子矮，头发挽在后头，一根簪子。手细，指甲没有染。旗袍是旧的，洗得软了，针脚细，苏州的。她码牌，码得快，两只手一推，牌墙齐的，像刀切的。
“骆太太。”郑太太说，“督察股骆股长的太太。苏州人。礼拜天到的，比骆股长还早一天。”
“陆太太。”骆太太朝曼丽点了一下头。声音软的，一句话的尾巴往下落，“我们廷桢讲，陆副处长的字，好。”
“骆太太。”曼丽说。
侯太太坐在郑太太身后那张小杌子上，蓝布褂子，一把蒲扇，给郑太太扇，也给自家扇。四月里这一桌攒过一回，人没到，牌照打。今日人到了，杌子还是那张杌子。
方太太在第二桌，隔着一道屏风，嗓子过得来。
牌开了。
郑太太的规矩，牌桌上先到的是牌，后到的是话。头一圈没有话，只有牌响，牌撞牌，脆的。
头一圈，骆太太胡了。
牌推倒，她不讲话，手往桌当中一摊，等人看。钟太太看了两遍，把筹码数过去。第二圈没有。第三圈，又胡了，自摸，摸牌的手停都没有停，翻过来，搁下。
“骆太太牌硬。”钟太太说。
“我们廷桢讲，打牌也照章。”骆太太把筹码码齐，“该出的出，该留的留。牌有牌的章程。”
“照章好。”郑太太摇扇子，“老郑讲，督察股就是管章程的。”
曼丽摸了一张牌。该留的。她看了一眼，打出去了。
“陆太太，这张您该留。”钟太太说。
“手气不好。”曼丽说，“骆太太，您接着胡。”
骆太太看她一眼。看得快，看完了眼睛回到牌上。
“陆太太是上海人？”
“上海。”
“上海到苏州，火车一个钟头。”骆太太说，“我们廷桢在南京那几年，我一年回去两趟。苏州的水，同上海的不一样。”
“不一样。”曼丽说。
“陆太太家住六条？”
“六条。”
“两进？有井？”
“有井。”
郑太太的扇子往桌上一搁。
“骆太太，樱桃。”她把那一碟往对面推，“末茬的，酸。北平的樱桃就这么几天，过了就没有。”
骆太太拈了一颗，咬了一半，另一半搁回碟边。牌接着打。
“廷桢在二厅那几年，跟的是荆上校。”骆太太说，像在讲樱桃，“荆上校如今还在二厅。廷桢到北平前头，荆上校请伊吃了一顿饭。”
曼丽出牌。手没有停。
春天郑太太讲过这三个字。荆上校，二厅的，来过站里一回，坐了半个下晌。那时候她不晓得荆上校是谁，如今也不晓得。牌桌上头，晓得不晓得，手都不能停。
郑太太的扇子拿起来了，又搁下。
“二厅的人，老郑认得几个。”她说，“北平站管北平的。旁的，看报。”
钟太太开口了。
“听说美国人八月走。”她出一张牌，“听说先走天津的。听说北平的兵营八月空出来，空出来给谁，还没定。”
“三个听说。”郑太太说，“钟太太，喝茶。”
钟太太端茶。茶碗到嘴边，眼睛从碗沿上头看骆太太。
“我们廷桢讲，美国人几时走，公文上有日子。”骆太太说，“照章走的。日子我勿晓得。”
“公文上有日子？”钟太太的碗停在半路。
“廷桢讲的。”
侯太太在后头扇了两下扇子。
“您呐，听说的事，北平城一天三回。”她说，“公文上的事，一年三回。哪一回都不是太太的事。”
屏风那头，方太太的嗓子过来了。
“南京物价一日三涨！我侄女信里写的，早上一个价，晌午一个价，晚上又一个价。我们家上校那点饷，追不上。追到月底，追不上。”
“北平也追不上。”钟太太说，“面一斤三千四。”
“三千四。”曼丽说，“王妈侄子前儿挑进城的，新麦。上月三千。”
“上月三千，下月不晓得。”郑太太说，“老郑讲，饷是饷，米是米，两样不搭界。”
骆太太把牌码齐了。她没有接物价。她看曼丽。
“陆太太。”她说，“陆太太家那位，管啥？”
这一句她讲的是苏州话，软的，末尾落下去。
曼丽用上海话答。
“管写字格。”
“写字？”
“写字。”曼丽说，“写啥，我勿看的。”
“我们廷桢讲，写字的最要紧。”骆太太说，“一楼的簿子，二楼的纸，都是写的。廷桢借了三本簿子，一本一本看。看的是写字的人。”
钟太太把碗搁下了。
“她们两个讲什么？苏州话，上海话，我一句听不全。”
侯太太的蒲扇停了。
“我翻。”她说，“骆太太问，陆先生管什么。陆太太说，管写字。骆太太说，写字的最要紧。”
“写字最要紧。”钟太太说，“机要也是写字。老钟管的纸，也是写字。”
“钟太太，喝茶。”
一桌三种话。骆太太的苏州话，曼丽的上海话，侯太太当中翻成京话，钟太太听京话。郑太太的官话是跟老郑学的，宁波的尾巴藏在里头，一样也不用翻，一样也不翻。
骆太太又讲了一句，快的。
侯太太翻：“骆太太说，陆太太牌打得小气。”
“客气。”骆太太说。
“客气。”侯太太说，“得，客气。您呐，苏州话到我这儿，掉一个字。”
一桌人笑。方太太在屏风那头也笑，笑完了嗓子又过来，还是物价。
曼丽把一张牌打出去。该留的。
“陆先生是跟郑站长从上海来的？”骆太太说。
“上海。”
“几时到的北平？”
“去年冬天。”
“先到的重庆，再到的南京？”
“骆太太，樱桃。”郑太太说。
八圈打完，四点。
骆太太赢了大头。钟太太输了大头，筹码数了三遍，数一遍讲一句听说。郑太太不上不下。曼丽输了一万四，脸上笑着，把筹码数过去。少赢，多听。今日赢的没有，听的一桌。
竹帘子卷上去了。日头偏西，井台上那盆冰核化尽了，樱桃沉在盆底。方太太从屏风那头绕出来，一只手拍曼丽的肩，讲南京的米一石又涨了，讲了三遍，走了。
骆太太先走。她住干面胡同，出门往东，一拐就到。走到二门，她回头。
“陆太太。改日到我那里坐。廷桢讲，同事的太太，要走动。”
“改日。”曼丽说。
郑太太送到二门，没有再往外送。侯太太先出去了，站在大门洞里等。
二门里头剩两个人。
郑太太拉住曼丽的手。手是热的，扇子搁在另一只手里。
“陆太太。”
“郑太太。”
她把嗓子压下去。压下去了，宁波的尾巴出来了。
“骆太太问侬家，侬少讲。”
曼丽看她。
“老郑讲，督察是管自家人的。”郑太太说，“管自家人的，太太也是。伊问一句，侬答半句。伊问两句，侬吃樱桃。”
“晓得。”
“今日侬答得好。”郑太太把她的手放开了，“管写字。三个字，一个字不多。”
无量大人胡同出来，往北。
日头到西边屋脊上了，胡同里一半阴一半亮。卖冰核的推车靠在墙根，剩两块，一块一百，化着，水从车板缝里往下滴。胡同口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墩上择豆角，篮子边上一块纸牌，一斤四百。一串鸽哨从头顶上过去，往东。东四南大街上电车当当两声，往北去了，车上人不多。
侯太太在边上走，蒲扇拿在手里，不扇。她住西四，走到东四牌楼底下上车。这一段路，她陪着走。
曼丽走着，手指头在袖子里头数。
住六条。两进。有井。上海来的。几时到的。先到哪里。管啥。
七句。她答的，加起来不到二十个字。
“陆太太。”侯太太说。
“侯太太。”
“您今儿输了一万四。”
“一万四。”
“值。”侯太太说，“北平的牌桌，输的是钱，赢的是话。您呐，今儿这一桌，钱是骆太太赢的，话是您赢的。”
东四牌楼到了。四根柱子，南边那一根上头的面糊还在，纸早没有了。估衣铺的伙计把夏布衫子往杆子上挂，卖杏仁茶的炉子支着，一碗五百。牌楼底下等车的三个，一个拎鸟笼的。
侯太太站住了。电车从南边上来，当当两声，还有半站。
她往曼丽跟前挨了半步，嘴凑过来，嗓子压到只剩气。
“您呐，那位苏州太太，牌桌上问的比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