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行舟从二年级教室门口走过去，没停步，没转头。
讲台上那个人背对着门。蓝布旗袍，袖口挽到小臂，头发剪短了，短到耳根，后颈露出一道白。她抬手在黑板上写字，粉笔一下一下落在板上，横画收得住，不快。
黑板上写了半行：岳阳楼记。
一个学生在念：“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念到“越明年”顿了一下，又接上。
她没回头。写完了，粉笔搁进槽里，手在旗袍下摆上轻轻擦了一下。窗户开着上头一扇，风进来，把讲台上一页纸吹起一个角，她伸手按住。
头一排靠窗坐着恽明蕖，背挺得笔直，手指压着书脊，压得书脊弯下去。
陆行舟走到廊子尽头，黑字木牌，漆掉了一角：教务处。
从门口走过去，只用了三步。三步里，他一眼都没往讲台上看。
可那个后颈，那道白，那一手横画收得住的字，他三步就记全了。
上海的时候，她的头发是长的，挽着；重庆的时候，还是长的。到了北平，剪了。剪短了的头发，好打理，也好认。
他不能停。停一步，教室里的学生会看见门口站着一个穿中山装的；停两步，墙根那个便衣会在册子上添一行；停三步，她会回头。
她回头，看见的会是一个她认得的人。认得的人站在中统盯着的门口，她就得想：他来做什么，他是哪一边的，她是不是已经被看穿了。
他宁可她不回头。
白露这天，天没亮透，井台的石头上一层水，辘轳上的绳湿着。他内袋里揣着一叠三折的纸，压得平平的，出了门，洋车夫在口上问去哪儿，他摆了摆手。
走到东四牌楼，天亮了，柱子上贴的纸又换了一茬，新的一张是戏单，边角还翘着。电车过东单，上来一个抱孩子的女人，孩子睡着了，头歪在她肩上；过西单，上来两个卖菜的，扁担横在车门口；到宣武门，全下去了。
石驸马大街，城墙根的草尖挂着露水，车辙里积着水，挑硬面饽饽的担子晃过去。门楼的石匾字磨平了，东边那棵歪槐，砖地上落了几片还青的叶子。
门房老头圆眼镜，窗台上一只缺口的搪瓷缸，缺口发黑。
“局里的。”
他在簿子上写：陆行舟，保密局北平站，公干。一笔一笔，写得端端正正，像抄件。
“教务处。”
“认得。”
“上回也是这一个。”老头合上簿子，端起缸子喝了一口，再没说话。
进院往西，砖地扫过，扫帚靠在墙根，竹柄上缠着麻绳。二年级的教室在西厢，一排三间，窗纸新糊的，纸上还看得见刷子走过的道子。教务处在廊子尽头。
教务主任站起来一半又坐下：“上回是核对，这回是送件。”
“抄件，女师一页。正本报部，这一份留校。”
主任一行一行看完，手指在末一行上按了按：“空页上画了勾。人到了，勾就画得。”他从抽屉里拿出蓝布面的簿子，翻到末页，写日子，签名，把那页纸夹进高的那摞册子中间，不搁最上头。
“沈先生上课了。头一课就讲这篇，岳阳楼记。讲得慢，一句一句讲，讲到‘先忧后乐’讲了一节课，下课铃响了还没讲完，学生围着问，问得她嗓子哑。”主任推推那条拿线缠着的眼镜腿，“本地的先生讲字，一个字音形义讲三刻钟；南京的先生讲人，讲滕子京为什么谪，讲范文正为什么写。二年级这一班，从前国文课上有人打瞌睡，如今不打。”
“作文交上来了，头一篇《读岳阳楼记》，四十来本，她一本一本看到夜里。我十点巡过一回，西跨院东头那一间还亮着灯；十一点再过，灭了。一礼拜十八节，两个班的国文，六号上课到今天，一节没缺，嗓子哑了也没缺。”
他提起暖壶：“陆先生喝口水？不拘好，一壶三百的。”
“下回。”
主任把暖壶搁回去，壶底在桌面上顿了一下，把杯里剩的半杯自己喝了：“陆先生这一页我签了字，签了的是收。收的东西校里存到年底，往后区里来要，我拿这个给他看。簿是簿，抄件是抄件。”
“区里来过几回？”
“开学来过两回，一回核对，一回问名册，问名册的不是门口那一位。门口那一位，开学天天来，这几天隔一天来，不进院子，墙根站到晌午就走。”
陆行舟没再往下问，看了一眼杯底那圈茶垢。窗台上两盆草，一盆蔫了，一盆刚浇过水，土是黑的。
九点三刻，出教务处，廊下没人。头一间教室的门半掩着，里面念书声齐齐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
停了一息。
“后天下之乐而乐。”
陆行舟从窗根底下走过去，皮鞋踩在砖上有声，一步一声。屋里的念书声没停，一句接着一句。
门楼底下，墙根站着两个人。一个是那个灰短褂的便衣，今天没蹲，站着；一个是门房老头。老头手里拿着一本薄薄的册子，蓝布封皮，边角起了毛。
便衣把册子从老头手里抽过去，翻开一页，指头点着第三行。老头在褂子上擦擦手，弯腰去看。
“这一个？”
“这一个。”
“五号来的，下晌三点。车晚了两天，原讲三号。”老头说，“住西跨院东头那一间，六号上午头一堂开的课，二年级国文。”
便衣从兜里摸出一截铅笔，在第三行边上画了个小钩，钩尖朝里。
“画这个做什么？”
“上头要看。这一个来路长，南京下来的，上海有旧档，上头要一行一行都核过。”
“教书先生，天天上课。”老头把册子往自己那边拉了一寸。
便衣没再说话，指头还压在那一行上，压得那一行的纸都起了一道褶。
门房，一个号；校役，一个号；学生，一个号。三个号里，这一个就坐在大门口，谁进谁出，几点来几点走，住哪一间，开了几堂课，比教务主任记得还清楚。
陆行舟走到门楼底下。
便衣抬头，从他的脸看到中山装，看到皮鞋，看了一息，点了一下头，不深，册子没合，铅笔夹在指缝里。
“陆先生慢走。”老头说，又转向便衣，“再看两天，看两天就完了。”
“完不了。”便衣说，“上头要一行一行。”
陆行舟出了门楼，往南。南边是城墙，墙根一条土路通陶然亭，两边乱草上全是露水。
七月里他誊的那一页，五行，第三行：沈蕴秋，国文，沪籍，前任南京城南女中，注：无。今天门房手里那本册子翻开，便衣的指头点的，也是第三行。
一个“无”字，是北平站签的；一个小钩，是中统画的。同一个名字，两本簿子，一勾一钩。
那本册子，记的不只是谁几点来几点走。一个教国文的先生，一天在讲台上说的话，比在任何地方都多。“先天下之忧而忧”是范仲淹的话，可讲这句话的人怎么讲、讲多久、讲到下课铃响学生围着不让走，这些落到那本蓝皮册子上，就是另一回事。
便衣说“完不了”，是真的完不了。只要她站在那个讲台上一天，那本册子就会一天一天往下记。
城墙上有人走，走一段停一段。日头出来了，照在墙上，露水一会就干了。
门房手里那本册子的封皮上，印着三个字，墨色发乌，他一眼就记住了：
察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