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里来的那位，头一天要看的，是三本簿。”郝允中站在东厢门口，看着院里落叶的槐树，“日报一本，抄件一本，我这一本。三本对得上，北平就干净；对不上，先问写字的人。”
写字的人，只有一个。
那天上午八点，骆廷桢先找上门来，把一张两折的蓝复写搁在桌沿，手没松：“昨夜的日志，抄件。”
备注底下后添的一笔，钢笔：二十三时五十二分，北，四十秒。
“四十秒里，发报的那只手抬起来了，抬起来，是听外头。电讯室写的是长短，长短是数，数不改，字才改。”他抽回纸压进簿子，“报部的抄件附这一张。三分钟，四十秒，数摆在一处，南京自家会算：那一夜城里有人听得见车。听得见车的人，不在车上。”
陆行舟没接。
“北城根那座院子，门牌三号，禹树声报的。禹树声是督察股的人，报到我这里，我这里没有这座院子。单子上写西城往北，北到听得见为止。听得见是耳朵的事，进院子是脚的事；脚进了不该进的院子，纸上就要多一行。”
“多一行，谁写？”
“昨夜在楼里的人写。第五行你写了回程，院子那一行你没写。”
“写了，是本站进的院子。”
“不写，是本站不知道有这座院子。照章，不知道的不写。”他把簿子轻轻搁在桌上，“照章，不知道的，也要问。”
他不问院子是谁的，问的是陆行舟为什么不写。写了是认，不写是瞒；骆廷桢两头都给他记着。
陆行舟没解释。解释，就是承认这一行有讲究。他只说：“回程写了，院子不在单子上。”
骆廷桢看了他一息，点点头，夹着簿子回北屋去了，皮鞋在走廊上一点声音也没有。
九点，三楼，郑百川按着一张红边白片子：“郝专员请侬下晌过去一趟，对号。伊信上写，两家的簿子，三十四年的号对勿上，对勿上，十月里勿好看。”
“带什么去？”
“带抄件，抄件三处都看过。簿子勿带，簿子在南京。一个人去。带一个人去，是两家的事；一个人去，是一张片子的事。”
他把片子推过来：“伊的茶，侬喝；伊的话，侬听；伊的纸，侬勿看。抄件上有的，侬讲有；没有的，侬讲没有。有与没有，侬自家心里先过一遍，再过第二遍，过了两遍，才开口。”
下午两点，大木仓胡同，“华北文化事业协进会”的白牌子，布鞋长衫一声不响地把他引进东厢。方桌上两碗茶，一碟瓜子，一本边角起了毛的蓝布面簿子压在一只铜镇纸底下。窗外槐树的影子落在桌面上，一动一动。
郝允中灰长衫，皮包搁桌角，两手放膝上：“茶是今年的，一壶三百。今年茶贵，三百的是末一等。”
“末一等，也是茶。”
郝允中笑了笑，揭开碗盖，热气冒上来，他又盖上：“三十四年，贵局四页十六个号，我们对上九个，七个走了，两个在党部。这两个，贵局晓不晓得？”
“日报上没有这两个。”
“日报只有钟点、人数、地名，人不上日报，这是贵局的规矩。”他把铜镇纸挪开一寸，露出半个没字的封面，“女师三个号，贵局抄件上有几个？”
陆行舟端起茶喝一口：“抄件上，女师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那女师这三个号，是从哪里来的？”
“专员自家的簿子上。”
“我家的簿子是三十四年起的。那年女师放了半年假，九月复课，贵局一个没报，我家报了三个。门口那一个，日日开门，进一个记一个，记的是名字，不是号；簿子在他手里。我看得到，是因为他肯给我看。”
茶碗端起来没喝，又放下，碗底磕出一声：“陆先生，两家的簿子，一本在南京，一本在我这里。十月里来的那位先对这两本，对不上，他问的是协办。协办两个字是纸上的，落到人身上，就是一个人。我不愿意这个人是你。”
他把簿子往桌当中推了推，不翻开：“这一本，陆先生要不要看？”
陆行舟看着那本簿子，没伸手。
“不看。”
“不看好。看了，就是我给你的；不看，就是你自家的。”他把簿子收回皮包上，“女师那位沈先生，沪籍，南京城南女中来的，上海那一段党部有簿，一个一个都要核。核到一半，一半在南京，一半在上海，十月以前核不完。核不完，就写核不完。纸上的事写纸上的话，写完了，人才问。”
然后他站到门口，说了那一句：三本簿。
郝允中请他喝茶，不是为了对号，是为了把一句话交到他手里：十月来的人，要拿三本簿对一个人的笔迹。日报是陆行舟写的，抄件是陆行舟写的；第三本，蓝皮的察言录，女师那一页上画着一个钩。
三本对上了，他干净；对不上，他是写字的人。
“我不愿意这个人是你”，这句话郝允中说得很平，句尾往上一挑，像是客气。可一个中统的专员，没有理由替军统的副处长愿意或者不愿意。他这么说，是要陆行舟欠他一句话；欠了这一句，往后察言录里哪一页要“对一对”，就好开口了。
出了二门，院里的槐树又落了几片叶子在扫过的砖地上。布鞋长衫在门洞里侧身一让，一句话也没有。
这一回，郝允中送到东厢门口就没再往外送。
傍晚六点，六条，王妈从通州回来了，肩上半袋晚打的小红枣：“树上剩的，打得晚，甜。”
曼丽在案边拣枣，陆行舟进门把中山装搭上椅背，她的手在盆里停了一下：“你身上有茶味。咱家的茶是去年的，去年的没这个味，这是今年的新茶。”
“人家请的。”他说。
“人家请茶，一壶三百，请的是事，不是人。”她舀一瓢水，“我不问你的事。闻得出来的是茶，闻不出来的，我不问。”
“街上讲，十月里要来一个人，太太们都在腾房子，说那人带家眷，要住干面胡同那一带，管两局。管两局的人一来，太太们的牌桌要换一张。换一张，我就不去了。”
“为什么？”
“我不会打，坐着是凑数的。凑数的位子，换一张桌子，还是凑数。”她把枣倒进锅里，添了水，盖上锅盖，蹲下去往灶膛里续了一根柴。火苗舔着锅底，枣的甜味慢慢从锅盖缝里冒出来。
“通州今年的枣，甜。”王妈在门口说，“俺侄子讲，今年收成好，就是卖不上价。枣甜，钱薄。”
夜里九点，东屋一盏灯，里屋已经黑了。
陆行舟在桌上铺开一张纸，画了三行：日报，抄件，察言录。三行底下一道横线，横线下面四个字：都不在一处。
日报在二楼东头；抄件分在三处，中统一份，北屋一份，报部一份；察言录在区里，在女师门房的手里。三样纸，三个地方，三把钥匙。钥匙不在一个人手里，纸就凑不到一处。
可十月来的人，手里能攥齐三把钥匙。
他把那张纸看了一遍，折成四折，放进中山装内袋，指头在内袋外头按了按。内袋里，一块蓝布，一张帖子，这张纸，一样比一样薄。
到二十三，数过了。数过了，就只剩纸。
他把中山装提起来抖了抖，搭回椅背，熄了灯。院里起了一阵风，王妈倒水时，盆底的枣核响了一下。
三本簿，三个地方，三把钥匙，一个人手里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