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摊第三摞底下，又是两个字：勿动。
九月十六日取的是“蛰伏”，十月四日取的是“勿动”。蛰伏说的是人，勿动说的是事。
事是什么，纸上没有，他晓得。昨夜四辆车围了一座院子，院子墙根底下埋着一卷剪断的线。线归谁，他不碰；车归谁，他写。
那天上午九点，隆福寺西口，庙会过了五天，街上松。扇子铺收了扇子，挂出铜手炉，一只八千；卖糖葫芦的头一回出来，一串三百，山里红上糖凝得厚。
摆书摊的老头换上了旧棉袍，肘上一块补丁，扇子搁在膝上不摇了。门板上六摞书矮了一摞。
陆行舟从第三摞的石印字帖翻起，一本一本拿开，拿起最底下那本，门板上露出一指宽的纸条。纸压在书底下，书拿在手里翻两页，纸进了书缝。
“一千二。”
“一千。”
“一千一。”
老头把钱塞进棉袍怀里，手在怀里停了一停才拿出来：“天凉了，书不凉。”
出了西口往南，东四牌楼底下杏仁茶的炉子支着，铜壶坐在炉口上冒白气。电车从南边上来，他没上。他在牌楼柱子后头翻开书，抽出纸条：勿动。看了两遍，折成一指长，塞进袖口。
今天是四号，礼拜六，上午九点出楼。
北屋那三个红圈，圈的是五月二十四、六月十四、六月二十四，逢四。今天门房簿上，又会多一行：陆副座，九点出。骆廷桢的红笔，会圈第四个。
他知道。可上头说十月以前只用书摊，书摊的日子就是逢四。他要么不来，要么就得让这第四个红圈画上去。
不来，那张“勿动”就压在第三摞底下，压过十月，压到那个专员到平。
来了，红圈多一个，可他手里多两个字。两个字和一个红圈，他换。
东四南大街，隋记的门板还上着，那张“盘货，歇一月”的红纸，一角掀起来，面糊干了，再也贴不回去。九月十四日上的板，今天十月四日，二十天。
斜对面，修鞋的已经穿上了褂子，袖子挽着，锥子扎进去，麻线拉出来。木牌上的炭字淡得快看不见了。
他从街这边走过去，没停。修鞋的没抬头。
一个月的板子快到头了。门板一卸，修鞋的还蹲在那儿，军靴、皮鞋还会回来。可十月里，北平城里要来一个专员，管两局；表铺那扇门，会被更多的人看着。
十一点，二楼东头，骆廷桢又搁下一本门牌簿，两手垂在身侧，比西城那本薄：“东城的。照章，一城一本。西城看过了，东城看一遍，讲一句。”
“西城讲的那一个，灶是热的。”他补了一句，“昨夜那座院子簿子上有没有，我还没对，对了再讲。”
东城比西城小，横竖二十几条街，东四一条到十二条，一条一条排下去，号数跳着走。
第四页，东四六条，两进，有井，户主空着。他住的那一座，在簿子上也是一行字，跟别的一样。他看了一眼，往下。簿子上，他家跟后胡同郁家、跟侯太太家，都是一样的一行，一样的空栏。谁家里藏着什么，簿子不晓得；簿子只晓得院子几进，门朝哪边。
第七页，一条胡同，旧号同号两院，东口新号三十一，西口新号九。第十二页，旧号同号三院，备注一行深墨小字：三院原为一宅，分三户。第十五页，两院，备注空着。第十九页，两院，其中一所备注一个字：空，墨深，后添的。
他把这四页看了三遍，第一遍看号，第二遍看院形，第三遍看的是备注一栏。备注写“空”的那一处，墨色跟西城十七号那一行一样深，笔道一样粗，像是同一个人、同一年去添的。
他把后头的几页也看完，合上，蓝布面在桌上压出一道印。
四处。
下午两点，北屋，禹树声垂手站在桌边，脚并着，眼睛还红着，昨夜他四点才回楼，裤腿上夹道里的泥还没刷干净。
“东城旧号同号的院子，四处：一处两院，一处三院，两处两院。两处有备注，一处写三院原为一宅，一处写空。”陆行舟讲了那一处的街名和新号。
骆廷桢提笔写下一个数，笔尖朝里搁下：“这一个送行动队，雷队长昨夜在西城，今夜在东城。西城昨夜那一座，簿子上对出来了，西四牌楼北一家电料行，前铺后院，铺子有字号，簿子上户主一栏空着。光复以后户主一笔没填，填了就不是空的。空的簿子对不出人，对得出院。”
他把纸折三折：“两本簿子，副处长都看过了，讲了两句，两个空院。一个灶是热的，一个墙根是新的，热的凉了，新的挖了，两处都是人走了两个钟头。”
他站起来：“十月里来的那位，到了平，先看簿子。簿子上空院多少，督察股数得出；空院里哪一个灶热，督察股数不出。数得出的那一个，是副处长。”
骆廷桢把他的记性一页一页用在了门牌簿上。他讲一句，督察股就去推一扇门。推开的门，有的空，有的热；不管空的热的，簿子上都会添一笔：这一个，是陆副处长讲的。
讲对了，是功；讲得太对了，就该有人问：他怎么知道。
三点，三楼，郑百川念着昨夜回的数：“四辆出，四辆回，十二人出，十二人回，空。一卷线在雷震虎那里，伊讲线归行动队，骆廷桢讲线照章入册。报部写空，线勿写。写了线，部里问机器；机器没有，问人；人没有，问为啥没有。”
他摊开手帕：“伊叫侬看簿子，侬看；看了讲一句，侬讲。讲的是簿子上有的，簿子上没有的，侬一个字勿讲。”
陆行舟站着，窗外的槐树叶子又黄了一层。
“簿子上没有的，我不晓得。”
“侬勿晓得。好。晓得了，就要讲；讲了，就在纸上。十月里来的那位，看的是纸。”
天擦黑，六条，西墙根码着五百斤煤球，苫着草帘，院里一股干冷的煤气味。曼丽在堂屋记账：“煤到了，五百斤，三万六，一个数没变。侯太太讲，这一向涨得快，讲好的价，送到了就是送到了，隔一天就不是这个数。今年冬天煤有了，面还要买。”
她把纸折起来：“后胡同那个，中秋那半块月饼她娘吃了，王妈今早去的，她娘讲北平的月饼硬得咬不动。门房老牧那半块，也硬。”
“他讲就着水吃的。”
“他讲了。”她站起来走到灶房门口，回头，“第三个人，没有。我没问第二遍，你也没讲。不讲，就是没有。”
她进了灶房，风箱一下一下响起来。王妈在西墙根把煤球上的草帘又掖了掖，说今夜要起风。
夜里九点，二楼东头，第五行写的是昨夜的：二十二时至三时，定向车四辆，西城，空。
笔停了停。他从内袋里拿出那张四折的纸，在灯底下展开：日报，抄件，察言录，底下一道横线，四个字：都不在一处。
今天又多了一样：两本门牌簿，在督察股。簿子上空院六处，两处是他讲的。讲过的，骆廷桢写在纸上；写在纸上的，就是他讲的。
纸折回去，进了内袋。
楼梯上没声音，人到了门口才晓得。骆廷桢站在门口，手里那张三折的纸：“东城那一座，行动队今夜去看，明早有纸，有纸就入册。入了册，两本簿子上各一座。两座空院，一个灶是热的。”
他停了一停。
“热的那一个，是副处长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