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梁。煤堆苫布。天花板。前轮。锁。后轮。”
耿振之一样一样念，念得很慢，手按在一本薄薄的蓝布面簿子上：
“六回枪，一回没打着人。打枪的人，是枪法不好，还是不想打着？”
会客室里静着。门外站着郝允中的一个长衫，布鞋，不响。
“枪法不好。”陆行舟说。
那天上午八点，一楼走廊摆了一条美军旧铁凳，没人坐，人都站着，一人一刻钟，挨个进那扇门。
牧顺来在门房里，右手在桌上点了一下。他不数会客室，他数门口；今天门口没人进出，他点的是钟。
郑百川头一个。八点整门开了，他进去；八点一刻出来，帽子在一只手里，手帕在另一只手里，攥得死紧，角从指缝里露出来，湿的。他谁也没看，一级一级慢慢上了楼。
方鉴清第二个，八点半出来，鬓角往下淌汗，走到陆行舟跟前，嗓子压得只剩气：“他问我，日报第五行是谁添的。我讲副处长添的，我签的。他讲：签的人不添，添的人不签，是不是。我讲是，他就不问了。一刻钟问了三句，剩的工夫，他看我。”
方鉴清的手从袖子里抽出来又缩回去，上楼了，布鞋在楼梯上响。
雷震虎第三个，进门把帽子摘了，八点三刻出来，帽子攥成一团，帽檐折了一道。他从陆行舟身边过，靴子砸得很重，没停，只丢下三个字：“他问枪。”靴子一直响出门房，牧顺来在桌上点了一下。
骆廷桢第四个，进去空着手，九点出来，还是空着手。他在门口站了一停：“照章，簿子交专员。督察股的，蓝布面那一本。昨天搁在三本当中那一摞底下，今天他拿出来了，搁在自家手边。”
九点，陆行舟进门。走廊里那条铁凳空着，从八点起一个人也没坐。身后的门被那个长衫关上，长衫什么时候来的，没人知道。
长桌当中，左边一摞、当中一摞都矮了一截，察言录还在。察言录旁边多了一本蓝布面的，薄一些，边角没那么毛。耿振之坐在长桌尽头，手按在那一本上，不翻。
“坐。”耿振之说。
他从陆行舟的脸看到领口，从领口看到手，再回到脸，看了好一阵，不说话。
“情报处副处长，中校，到北平站十一个月。”
“是。”
“日报第五行，副处长添的。为什么添？”
“南京要看。”
“南京要看的是第五行。我要看的，是添第五行的手。”他按了按那本簿子，“陆副处长记性好，是不是。”
最后三个字，不是问，是搁在那里。
“记性好的人，记得的事比簿子多，是不是。”
“簿子上有的，我记；簿子上没有的，不记。”
“记性好的人讲不记，是不记，还是不讲？”
“不记。”
他把那本薄簿子拿起来，翻开头一页，眼睛还在陆行舟脸上：“骆股长的。簿上六行，六回枪。报告上写过的两回，锁，轮子；报告上没写过的，骆股长写了四回，是听来的。听来的写在簿上，就是六回。人讲的，我不信，我信打枪的人。”
然后就是那一串：房梁，苫布，天花板，前轮，锁，后轮。
然后就是那一句：枪法不好。
耿振之看了他一阵：“枪法不好的人，六回都没打着，六回都打在不该打的地方。房梁，苫布，天花板，轮子，锁。不该打的地方，一回也没打错。”
他按了按簿子：“这一本我收着。往后有第七回第八回，骆股长写，我看。看到有一回打着了人，这一本就不要了。”
“是。”
“一刻钟到了。我问了四句，副处长答了四句。四句里头，有一句答的不是我问的。哪一句，副处长记性好，自家记。”
他两手按着桌沿慢慢站起来，军便服一道褶也没有：“明日起各处照旧，日报照旧，第五行照旧。骆股长的车，归我批；郝专员的簿，归我看；雷队长的人，归我派。”
他走到门口，站住，回过身来，眼睛又在陆行舟脸上停了一停：
“记性好的人，怕不怕记错？”
六回枪，有一回是重庆的。那时候骆廷桢还在二厅，重庆老库那一枪，他从哪里听来的？
雷震虎。
雷震虎疑了他十几年，一回一回记着，没抓住，就一回一回讲给骆廷桢听；骆廷桢一个字一个字写进簿子；簿子今天到了第三个人手里。
耿振之不信骆廷桢听来的，信打枪的人。他不说陆行舟枪法好，他说：不该打的地方，一回也没打错。
那不是夸，是一个人用一刻钟，把他这些年开枪的规矩，看了个透。
“枪法不好”这四个字，是他自己说的。自己说的，耿振之记住了；往后哪一天枪口偏了半寸，打中了人，这一本簿子就“不要了”。
不要了的簿子，换的是另一本。
四句问，四句答。他在走廊里把四句一句一句过：
为什么添第五行——南京要看。耿振之问的是他，他答的是南京。
记性好的人记得比簿子多——簿子上有的记，没有的不记。耿振之问的是能不能，他答的是肯不肯。
是不记还是不讲——不记。这一句，他答的是问的。
枪法不好，还是不想打着——枪法不好。耿振之给了两样，他挑了一样。
答的不是问的，不止一句。耿振之说“有一句”，是给他留了一句的余地；也是告诉他：其余几句，我已经听懂了。
走廊里，骆廷桢站在北屋门口，没问，看了一眼他的脸，又看着走廊尽头那扇门：“照章，簿子交了。往后我写，他看。有一回写一回，没有不写。”
十点，三楼，郑百川的手帕摊在桌上湿了一块，军服领口头一回解开了一颗扣：“伊问阿拉，北平站五月到九月开过几回枪。阿拉讲两回，天津一回，东交民巷一回，报告上有的。伊讲簿子上六回。阿拉讲簿子是督察股的；伊讲簿子是北平站的，北平站的簿子站长勿晓得，是站长勿看，还是簿子勿给站长看。”
“站长讲什么？”
“阿拉讲簿子刚入册，伊就勿问了，看了阿拉一息。阿拉在重庆见过老板看人，老板是看侬怕勿怕；伊看人，看的是侬讲的话，是勿是侬自家想的。”
他把领口那颗扣重新扣上：“六回里头有一回是重庆的，老库那一回。骆廷桢六月才到，重庆的事伊从啥人嘴里听来？雷震虎。两个人隔着一张桌，一个讲，一个写，写完了，簿子归了第三个人。侬讲啥？”
“枪法不好。”
郑百川看了他好一阵：“好。枪法勿好，是侬自家讲的。自家讲的，伊记得住。”
傍晚六点，六条，桌上摊着半包黄豆，炒过的。
“去走动了。郑太太头里，方太太，钟太太，我末一个。”曼丽说，“干面胡同三间北房，窗纸新的，灶上一口砂锅炖萝卜，屋里没牌桌，柜顶上一尊不大的木头佛。桂花糖她收了，讲吃斋的人糖吃得，回了我半包炒豆，河南的，她自家炒的。”
“讲话慢，一句一句，不问牌，不问价。只问了我一句。”
她看着他：“陆太太家那位，夜里常不在家。她问的是这一句。不是问，是讲；讲完了，等我答。”
陆行舟的手在那半包炒豆上停住了：“你答什么？”
“我讲站里忙。她点了一下头，讲：站里忙，太太就一个人；一个人，夜里长。”
她把纸包折起来，折得方方正正。
“吃斋的人，不打牌，不听说。可她晓得你夜里不在家。到北平头一天，她就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