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周维一早进办公室，把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摊开在江远桌上。照片是他在写字楼电梯里拍的。整版一句话：扫码借充电宝，一小时一块钱。右下角一行小字，押金四十九元。“这部电梯我今天坐了两趟，上午一趟，中午一趟。”周维说，“广告公司报的价，一个月六十万，包全上海。他们真投了。”“包全上海，还是包写字楼。”江远问。“写字楼加地铁口。”周维说，“全是人流量最大的地方。”江远把那张照片拿起来看了一遍，又放回桌上。“还有呢。”“还有，昨天三家店打电话来问，我们降不降价。区域里几个人也憋不住，都问我同一句话：跟不跟。”周维说，“一块一小时，押金四十九。我们两块，五十九。这仗没法打。”“这半个月，我们的借出掉了多少。”“头一个礼拜，掉了小半成。”周维说，“后来稳住了。可有家店已经在门口贴了对家的海报。”“贴就贴着。”江远说，“柜子别撤就行。”办公室里还有王海涛。他没抬头，笔在本子上没停。“江远不说话，就是不跟。”王海涛说。“不跟，上海的量要掉。”周维说。“量掉不掉，不看价钱。”江远站起来，“看柜子里有没有宝可借。走，先去看数。”后台机房在厂房另一头。排风扇嗡嗡地响，周维把两列数并排写在白板上。对手的柜子，一台十二格，平均空着七格半。远芯的柜子，平均十一格半在借，空着半格。“他一块钱一小时，比我们便宜一半。”周维盯着白板，“怎么反倒空成这样？”江远没直接答。他让人从库房拿来一支对手的充电宝——区域上周收上来的，客人在我们柜子旁边捡的。拆开铝壳，里面四颗电芯。周维把电芯拿去实验室，用化成柜放完电，回来报数。“钢壳上印二千六，放到二千一百就保护了。”他说，“虚标五成。”
“虚标五成。”王海涛说。
“虚标是小事。”江远说，“他的电芯是买来的，一颗九块五。一支宝四颗芯，就是三十八块。我们自己的，六块七，四颗二十六块八。一支宝，他的电芯比我们贵十一块二。一台柜十二支宝，光电芯就差一百三十四块四。”
“还没算柜体，没算广告，没算他一小时一块的价钱。”王海涛说。
“他九块五的芯，量再大也是九块五。”江远说，“从浆料到化成，这条路我们走了两年。他想补，也得两年。”
“差的不止这个。”江远说，“他现在一边降价，一边投广告，一边还得往柜子里填宝。填一台，亏一台。不填，柜子空着，客人借一次就不来了。他省钱的办法只剩一个——撤柜子。”
王海涛翻到本子另一页，把一个数抄了下来。
“他在上海的柜子，上个月两千二百台。”他说，“这个礼拜，一千四百台。八百台撤了。”
周维凑过去看那个数，看了半天没说话。
“他不是在跟我们打。”他慢慢地说，“他是撑不住，在省自己的钱。”
“电芯是买来的，成本一颗都压不动。价钱已经降到底，广告一停，前面六十万就白花。”江远说，“能动的，只剩柜子的数量。降投放，就是他的省钱。”
三个人在白板前面站了一会儿。
“他这么砸下去，能砸多久。”周维问。
“看他的钱从哪来。”王海涛说，“烧自己的，三个月见底。背后有人供着，能拖一年。”
“真拖一年呢。”
“我们不用等。”江远说，“他每撤一台，底牌就小一张。撤到后来，不用我们打，他自己就收了。”
“那我们呢。”周维问，“就看着他广告铺满电梯？”
“让他铺。”江远说，“铺得越响，撤得越快。”
“押金呢。”周维问，“他四十九，我们五十九，新客会不会嫌贵。”
“押金是门槛，也是保险。”江远说，“四十九和五十九，客人感觉不出差别。柜子里没宝，他一辈子记得。”
回办公室的路上，周维还是不甘心。
“总得做点什么吧。”
“做两件事。”江远说，“第一，价钱一个字不动，店里分账一分不少，贴海报那家，这礼拜把柜子里的宝补满。第二，把他撤出来的那八百个位置记下来，一栋楼一栋楼记，等他撤到一半，我们进去。”
“等？”
“便宜留不住人，有宝才留得住。”江远说，“客人管你一块还是两块，柜子里没宝，他转身就走。他现在那些空柜子，是在替我们做广告。”
周维把那两件事记在本子上，忽然说：“其实最省事的还是降价。降五毛，一条短信的事。”
“降价的事，永远明天做也来得及。”江远说，“补货的事，今天不做，客人今天就走。”
三天后，周维真去踩了两趟点，回来说了三栋楼：一栋在静安，撤干净了；一栋在徐汇，撤了一半；还有一栋在浦东，柜子还摆着，格子里空了大半。
“徐汇那栋的保安跟我熟。”周维说，“他说撤柜子那天，对面来收了两次货，连底座一起当废铁过磅的。”
江远让他全记在本子上，先不谈。
“不急。”他说，“柜子这东西，撤了再进，比第一次进还容易。店主被空柜子摆过一回，就知道我们这样的多难得。”
“万一他撤完了不打折了，回头价又涨回去呢。”王海涛问。
“涨回去更好。”江远说，“我们一分没动，客人心里有杆秤。”
十月中旬，有个店长打电话来。她说有个客人在柜台前算账，借两次，我们家贵两块，问要不要贴张说明。
“不用。”江远说，“你回他一句就行——贵的那两块，买的是插下去就有宝。”
过了几天她来电话，说那个客人还是借我们的。
“他怎么说的。”周维问。
“他说对面那家便宜是便宜，得碰运气。”
半个月后，区域报上来一个数：对手的电梯广告，从月付改成了半月付。
周维把这条消息写在白板上。谁都没说什么，可谁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又过了三天，区域报上来第二个数：对手把借出的封顶从十块改到了八块。
“连封顶都降了。”周维说。
“客人是往前算账的，不是往后。”江远说，“一小时一块是便宜了，借满了反而先到顶。这个数救不了他，只会让算得清的客人更算得清。”
月底开会，周维把十月的点位计划报完，问价钱要不要写进合同里。
江远说不写。
“他们降他们的。”他说，“价格战这个东西，跟的人先死，因为跟的人用的是别人的成本。我有自己的电芯，这一条，他抄不走。”
“万一他熬过这阵，回头来找我们谈呢。”周维问。
“谈什么。”
“谈合并，谈分城市，什么都能谈。”
“到时候桌上的价钱，就不是今天这个价钱了。”江远说，“坐着等的人，话多。”
会上还过了一笔账。王海涛把黑皮本摊开，翻到单独的那一栏。
“铺路的钱。”他念，“进场费、钢板、砸柜赔付、巡检队，到这个月，累计三百七十一万。今年这一栏，只出不进。”
“种地也没有进。”江远说。
“种地好歹知道秋天在哪。”王海涛说，“你这个秋天在哪。”
“在每台柜子门口走过的人身上。”江远说，“一台柜子一天结十几次租，钱不多。一千台、一万台呢？结的就不是租了，是门口。”
“门口值几个钱。”
“等有人想从我们门口过的时候，就知道值几个钱了。”江远说。
王海涛翻回前一页，用笔杆点着三百七十一万那个数。
“这笔钱省下来，够再铺四千台柜子。”他说。
“够铺四千台，也够把四千个门口变成我们的。”江远说，“你选一个。”
“我不选。”王海涛说，“我记账。”
周维把本子往回翻了几页，忽然说：“对了，贴海报那家店，前天打电话来了。”
“说什么。”
“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把他门口那台柜子的格子补满。”周维说，“对家的柜子摆在他门口，十格是空的。”
会散了，人走了，王海涛留下来合本子。
“三百七十一万，就这么种下去了。”他说，“不怕种下去长不出来？”
“怕。”江远说，“但他们比我们怕得多。他们要把柜子一台一台变成钱，才活得下去——他们是在卖柜子。”
他顿了顿。
“我们是在种柜子。”
王海涛把本子合上，皮筋绑了两道，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墙上。那张写着十九万颗的纸还钉在那儿，四颗钉子一样齐。
“但愿土是肥的。”他说。
办公室里就剩江远一个人。白板上那两列数还没擦，七格半，和半格。
他把那两个数看了一会儿，拿起笔，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写完把笔帽扣上了。
写的是：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