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是从皇城深处发出来的。
那天上午，几名差役骑着快马从皇城门口冲出，沿御街一路向南，马蹄声碎，铜锣声急。那锣声像是某种不祥的讯号，从皇城门口一路滚到城南，震得沿街人家窗棂发颤。诏书不仅贴在了城门告示栏上，也贴满了御街两旁的红墙。
岳定军没去城门口挤，他在城南一间不起眼的茶棚里，听到了那个消息。
茶棚里坐着几个歇脚的苦力，一个穿短褐的汉子从外头匆匆进来，把斗笠往桌上一拍，满脸惊惶：“定了！岳少保的案子定了——诏狱！”
“诏狱”两个字出口时，岳定军正端着茶碗。
粗瓷碗举到嘴边，生生停住了。
诏狱——不是“审”，不是“判”，是“诏狱”。那是皇帝直接下诏关押的案子，不经大理寺三法司会审，不公开，不许辩护，甚至不许探视。进了诏狱的人，就像水进了沙漠，几乎没几个能活着出来的。
他把碗搁回桌上。搁下去的手没有松开，指头在碗沿上停了一瞬。碗沿是烫的，热浪透过瓷壁灼着指尖，他却像是没了知觉。
“什么时候的事？”旁人惊问。
“今早。诏书都贴出来了，限三日内定案。”汉子压低声音，神色惶恐，“不公开审，不让人旁听，说是……怕走漏风声。”
岳定军坐着没动。低头瞧一眼掌心，那道旧疤在日头里泛着淡粉，像是一道被撕裂的伤口。
他又端起碗，茶凉透。手一抖，碗从指间滑脱，“啪”地一声摔在地上，碎了。
茶汤溅上裤脚，瓷片炸了一地。
茶棚里的人都转头看他。他坐在原地没动，眼神空洞地盯着地上的碎片。碎瓷声在茶棚里响过，又迅速归于死寂，只有外头街上的锣声还在远远地传，一下，又一下，像是在敲丧钟。
他低头看着地上的碎瓷，看了几息，没捡。
茶棚老板过来瞥了眼碎片，又瞥了眼他的脸，没说话。蹲下收拾时，老板低声吐出半句——“岳少保——”
话没说完，摇了摇头。
岳定军看着他捡碎片的背影。老板收拾干净，抹布往桌上一放，转身回了灶后。半句话没说完，意思到了：岳少保，可惜了。
“可惜”两个字没出口，比出口更沉。老板捡瓷片的手很稳，一下一下，把碎碴拢到一处，兜进箕里，像是在收拾一段被打碎的江山。
岳定军坐了很久。茶棚里人换了两拨，日头也偏西了。
铁头一直蹲在脚边，没写字，也没碰他。过了许久，铁头从袖口抽出炭笔，在地上写了一个字——“记”。
一个字落在地上，没声音，却比桌面上那摊碎瓷更重。
岳定军低头看着那个字，几息后，点了点头。
他从怀里摸出炭笔和草纸，铺在桌上。茶棚老板从灶后端来一碗热水，搁在他手边，没说话，又走了。热水冒着汽，搁在桌上，谁也没喝。
岳定军提笔，低头瞧一眼掌心，那道旧疤在日头里泛着淡粉，笔尖落下，写下今日日期，又写一行：“绍兴十一年，岳飞案诏狱。不公开审理，三日内定案。”
罪状那一栏他写了“待定”二字——诏书上没写明具体罪名。“莫须有”三个字还没出口，方向却已定了。
他又写：“人证王贵。物证枢密院文书抄件。审理不公开。家属不得旁听。”
笔搁下。一栏一栏填下去，字不多，每一笔都往实处落。落笔的地方，纸面微微凹下去，是使了劲的，像是要刻进骨头里。
写完，他把草纸折好，塞进一只竹筒。那竹筒原先装徽宗信的，信已经递出去了，筒空着。他封好蜡口，动作细致而缓慢。
铁头蹲在旁边看着。
岳定军把竹筒放桌上，对他说：“这个，比信要紧。”
铁头写一字——“完？”
岳定军摇头，目光如铁：“不完。这才开头。”
蜡封凉下来，硬了，指头按上去，按出两个清晰的指印。
他把竹筒收进怀里，贴身放好，起身。茶棚老板立在灶后看他，没多问。岳定军把茶钱压在桌上，比平日多放了两枚铜钱，转身出棚，铁头跟在身后。
城南的小路往城外去，天已暗，街上没几个人。两枚铜钱搁在桌上，老板看见了，没追，也没喊。
那两枚铜钱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冷光，像是一双闭不上的眼。
岳定军走出茶棚，外面的风有些凉，吹得他衣角猎猎作响。他抬头望了一眼天，天空阴沉沉的，似乎要下雨。他没有撑伞，只是默默地走着，铁头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
他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巨石，沉甸甸的。他知道，岳飞的案子远没有结束，而自己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他必须尽快想办法，将这个消息传递给更多的人，为岳飞申冤。
一路上，他回忆着与岳飞的点点滴滴，那些共同战斗的日子，那些为了国家和百姓奋不顾身的时刻。他不禁感叹，世道如此不公，忠臣良将却要遭受如此不白之冤。
他加快了脚步，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将心中的郁闷发泄出来。街道两旁的店铺陆续关门，灯笼一盏盏熄灭，整个城市仿佛被一层阴霾笼罩。
终于，他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小巷，停下脚步，从怀里取出竹筒，仔细检查了一遍蜡封，确认没有松动后，才小心翼翼地藏在一处隐秘的角落。他知道，这封信关系到岳飞案的重要证据，必须妥善保管。
铁头在一旁看着，将炭笔收好。岳定军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说：“我们不能放弃，希望还在。”
铁头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他们继续前行，消失在夜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