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定军和铁头在渔村落脚的第七天，村口那棵老榕树下多了一个北来的商贩。
两个竹筐卸在沙地上，里头装着盐、铁器、粗布和针线。村里人围上去挑挑拣拣，日头毒辣辣地照着，沙地泛着白光，热浪一阵阵往上涌。岳定军也去了，想买点盐和针线。铁头蹲在筐边，只看不买，眼神警惕地扫过四周，仿佛在提防着什么不测之事。
商贩一边拨弄着筐里的货，一边跟人闲扯，嘴里蹦出些北边的消息。他说北面近来查得紧，路上多了不少哨卡。有人问查什么，他漫不经心地答：“查岳家军的旧部。岳飞案定了，朝廷在抓他的旧部，一个都不放过。”声音里带着一丝轻蔑和事不关己的冷漠。岳定军的动作凝固，心猛地一沉。
商贩说这话时没放低声音，像是在讲一桩与己无关的北边新闻。村里人听着，有人点头，有人没接话，只当是个谈资。岳定军蹲在竹筐前，手里捏着一撮盐，动作僵住了。他感到四周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虽不明显，却如芒刺在背。
“定了？”旁边有人反问，语气里带着几分不确定。
“定了。上个月的事，没公开审，直接下的诏狱。”商贩手里翻着一卷粗布，话说得轻飘飘的，像在讲别处的一件旧事，“听说人已经没了。”北边的事，到了海南，隔着万水千山，就轻得像一片羽毛。
岳定军蹲在竹筐前，手里还捏着那撮盐。商贩那声“定了”落下来时，他放在地上的椰壳碗先滑了出去，碗里的粥泼了半碗在沙地上。他没有立刻去捡，只是蹲在原地，胸口像是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把碗拾起来。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泪光，但迅速被他隐藏。
碗里还剩半碗粥，他搁在膝盖上，继续挑盐。盐粒从指缝漏下去，一粒一粒，白得刺眼。他挑得很慢，手却没有抖，稳得像是在做一件跟刚才那两个字毫不相干的事。此刻的他，仿佛被抽离于现实，外界的一切喧嚣都与他无关。
铁头蹲在旁边看着他，袖口里的炭笔握紧了又松开，没有拿出来写字。他明白，此刻的岳定军需要的是沉默的陪伴，而不是任何文字的记录。
岳定军买好盐和针线，付了钱，站起来就走。他没有追问，也没问怎么死的、什么时辰、尸首落在哪。他只是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沙，走了。铁头跟在身后。
两个人走过大榕树，走过晒渔网的空地，一路没回头。风从海上来，把榕树的叶子吹得翻过来，露出灰白的背面，像是一张张惨白的脸。身后商贩还在跟人说话，声音隔着风，听不清了，只留下那句“人已经没了”，在空气里回荡，像是一声声无情的判决。
回到土屋，他把盐和针线搁在灶台边，在门口坐下，端起那个缺了口的碗，把里头剩的半碗冷粥一口一口喝完。铁头蹲在一旁看着他喝，眼神里满是担忧。他知道，岳定军的心在滴血。
两个人都没说话。屋外的海浪从远处涌上来，又退回去，周而复始，像是在为谁叹息。空碗撂在地上，发出“当”的一声脆响。他从布包里摸出那卷《岳案记》的草稿。低头瞧一眼掌心，那道旧疤在日头里泛着淡粉，像是在隐隐作痛。草稿翻到一半，他停了一下，又从头看起——从朱仙镇那页看起，一行一行往下看。
看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心上。他像是在把那些日子又过了一遍，那些金戈铁马，那些热血忠魂，那些未竟的壮志。他的心在无声地呐喊，却无法发出声音。
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他提起炭笔，手悬在半空许久，终于落下，补了一行字：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岳飞案定。”
写完最后一笔，把笔搁下，掌心按在纸上。掌心那道旧疤贴在纸面上，在那个“定”字上停了一会儿，像是要把它刻进骨头里。才把草稿折好，重新塞回布包。
这个字迟早要写，他早知道。可真落到纸上的时候，还是比想的重千钧。他坐了一会儿，没起身，海风从门口灌进来，吹得衣角猎猎作响。他低头看了看那个碗，碗沿还有一圈干涸的粥渍，他没擦。
天黑前，他走到海边，站上礁石，面朝北——临安、巩县、朱仙镇，都在那个方向。
站了一阵，北风裹着咸腥和远处渔网的气味扑过来，吹乱了他的头发。铁头走过来，停在他身后三步远的地方，手里端着一碗热粥，冒着白气。
他没说话，就那么端着等。
岳定军回头看了他一眼，从礁石上下来，走到铁头面前，接过了碗。低头喝了一口，热的，顺着喉咙流进胃里，驱散了些许寒意。
他把粥碗捧在手里，望着北边。粥的热气往上冒，迎着北风，散得快，就像那些还没来得及实现的誓言。
铁头站在他旁边，没催，也没走。
两个人并排立在沙滩上，望着同一个方向，看了很久。海在脚边涨上来，又退下去，把两人脚边的沙洗湿了一线，谁也没退开。
就像他们从未离开过那片战场，从未忘记过那个人。他们心中的信念，在海风的吹拂下，愈发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