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迈出实质性一步的地方并不多，多数人还是把脚步停在了观望上。
他们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敢先动。祁同伟背后有高育良，有那位大人物留下的批注，还有京州这个全省龙头城市可以托底。可其他地市没有这些条件。要是试点做成了，自然皆大欢喜；一旦搞砸，谁来承担责任？
所以，京州越是热闹，其他地方越是谨慎。有人继续向京州的熟人打听，有人让秘书盯着网上的每一条消息，也有人派人去现场看展板、听动员会。看得越多，心里的顾虑反而越重。
高育良对此看得很清楚。
他的秘书老刘每天都会把各地市的反应整理成简报。哪几个地方只是旁观，哪几个地方已经动了心思，哪些干部私下提出了不同意见，纸面上写得明明白白。高育良看完后，大多数时候只点一下头，连批示都懒得留下。
直到有一天，他把那份简报合上，叫住了准备离开的老刘。
“让省委政研室做一份调研。”高育良说，“摸一摸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情况。不要出现京州，也不要提什么试点，就做基础性的情况报告。”
老刘立刻明白了。
这不是要给京州降温，更不是要否定祁同伟的做法。高育良只是不能让全省干部觉得，省委的目光只落在京州身上。京州可以先行先试，其他地方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来安排，但不能形成盲目攀比，更不能为了表态而硬着头皮跟进。
那份调研报告很快成了高育良手里的一张牌。后来召开全省工作会议，他专门拿出十几分钟谈区域协调发展，却从头到尾没有点祁同伟的名字，也没有直接提京州试点。
他把各地的发展差距摆到台面上，讲了各地不同的基础和短板，最后只落在一句话上：“汉东的发展，不是京州一家的事情。每个地市都有自己的优势，也都有需要补上的短板。要做的是把自身优势发挥出来，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不要总盯着别人怎么走。”
话说得平静，分量却不轻。
京州的探索没有被否定，其他地市也没有被催着表态。高育良要维持的，是一种可以进退的平衡。至于京州究竟能不能走出一条路，先让事实说话。
吴光辉的处理方式则更冷一些。
作为省长，他没有公开肯定京州，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他没去京州调研，省政府的会议上也不主动提那块展板，更没有让秘书专门打电话询问进度。表面上看，京州的事情像是和他无关。
可私下里，他早就让省政府办公厅把京州的试点方案送了过来，并且认真看了两遍。看完之后，方案被他压在桌角，没有批示，也没有拿出去讨论。
他很清楚，方案背后有大人物的批注，也有高育良的支持。公开反对，等于把自己推到对立面上。但要他站出来替祁同伟撑腰，他同样不愿意。
不反对，不支持，也不参与。
这就是吴光辉给自己定下的分寸。
一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休息时，众人谈到全省产业布局，有人顺口提起了京州的试点。吴光辉端着茶杯，语气没有任何波澜。
“京州是计划单列市吗？”
旁边的人一愣，只能摇头。
吴光辉放下茶杯：“不是。既然不是，京州的试点就要按程序报省政府备案。该走的程序，一步都不能少。”
这句话传开后，很多人都认为吴光辉是在给祁同伟上眼药。按程序备案当然没有问题，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被单独提出来，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你们可以探索，但不能绕开省政府自行其是。
祁同伟听到消息后，没有争辩，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回应。他只是让市委办按照要求，把试点方案正式报到了省政府。
走程序而已，他不怕。
相比之下，于华北的态度更难捉摸。他没有公开评价，也没有在私下会议上指责祁同伟。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并不看好这件事。此前那场私人聚会上，他用“异想天开”评价过祁同伟的文章，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如今文章真的变成了试点，于华北更不会站出来支持。他不能公开反对，因为批注来自上面；但在他看来，祁同伟的思路终究有问题。于是他选择等。
等京州遇到麻烦，等试点暴露短板，等祁同伟自己撞上那堵墙。真到了那个时候，他不必亲自出手，只要在合适的时机把情况“客观反映”上去就够了。
有一次，于华北在办公室和秘书闲聊，忽然说了一句：“年轻人有冲劲，不是坏事。可有些事情，光靠冲劲办不成。等他们碰了壁，就知道锅到底是不是铁打的了。”
秘书没有接话，只把这句话牢牢记住。
燕都依旧没有动静。
京州地铁站里的展板、网上不断发酵的讨论，早已被转进燕都各个部委、研究机构和媒体的内部群里。有人说祁同伟胆子太大，有人说他步子迈得太快，也有人承认，他确实抓住了一个摆在眼前的真问题。
可在正式层面，首辅没有表态，次辅没有表态，那位写下批注的大人物也没有新的指示。内阁的搁置，仍然是搁置。京州的试点便处在一种奇怪的状态中：没人批准，也没人反对，却能继续往前推进。
这种沉默不是漠视，而是有意留下的空间。上面在看京州能走多远，也在看祁同伟这个年轻人究竟能做出什么结果。成功了，可以顺势推动；失败了，也可以解释成地方自行探索，不代表上面的意见。
进可攻，退可守。
祁同伟对此并不糊涂。他知道上面不说话，不代表没有关注。恰恰因为关注，才没有急着下注。他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把试点本身做扎实。做成了，后面的路自然会开；做砸了，也不会有人替他承担后果。
高育良看得比他更深。一次通话中，高育良没有绕弯子，直接提醒道：“同伟，燕都不说话，有时候比说话更难办。说话了，你至少知道他们的态度；不说话，你连他们在看什么都猜不准。所以每一步都要稳，每件事都要经得起推敲。”
“老师，我记住了。”祁同伟回答。
电话挂断后，他站到窗边。夜幕下的京州灯火一盏接一盏亮起，远处平安县的方向被楼群和夜色挡住了，可他知道，那里的变化已经开始了。
变化不大，也不快，却是真实存在的。无论燕都怎么观察，省里怎么权衡，其他人怎么看待，他都得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祁同伟收回视线，重新坐回办公桌前，拿起平安县送来的产业发展规划。明天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处理。
两个月过去，试点内部的问题终于一点点浮了出来。
最先卡住的，是平安县和滨江区之间的合作。谈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麻烦，却像鞋里进了细沙，每一步都不至于摔倒，却让人始终走得不顺。
第一个矛盾出在工作方式上。
滨江区派了一个五人工作组常驻平安县，带队的是区发改局副局长孙同志。这个人四十出头，业务能力很强，在滨江区出了名的能干。可他性子急，说话直，习惯用最快的方式指出问题，偏偏不擅长照顾基层干部的情绪。
工作组到平安县后，先把县里的产业发展规划拿出来逐项核对。孙副局长看完没多久，便当着县里干部的面说道：“数据不实，定位也不准，后面的思路更不清楚。这个规划不能用，重新做。”
从业务角度讲，他指出的问题并非没有道理。可这份规划是老赵带着县里的干部连续熬了几个通宵才赶出来的，水平或许有限，却倾注了他们的心血。如今被人当面说成不能用，县里干部的脸色当场就变了。
老赵没有在会议上发火，只把孙副局长提出的意见带回去，召集几个核心干部重新研究。刚说完情况，会议室里便有人拍了桌子。
“凭什么他说推倒重来就推倒重来？他是滨江区的干部，又不是平安县的书记！”
另一个人也压着火气开口：“我们是穷，可不是傻。滨江区有钱有条件，看不上我们的东西就直说，没必要这么糟践人。”
老赵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把情绪压住。可他自己心里也憋着气，当晚便给祁同伟打了电话。
“祁书记，滨江区的同志确实有本事，业务上也能帮我们，可他们的工作方式，县里的干部实在接受不了。说话太冲，大家都觉得自己被看低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祁同伟没有急着判断谁对谁错，只说道：“我知道了。”
他既没有批评老赵，也没有马上责备孙副局长。滨江区习惯了快节奏和高效率，平安县却更习惯一边商量一边推进，很多时候还要顾及情面。这不是简单的能力高低，而是两套工作习惯撞到了一起，靠训话解决不了。
第二个卡点，落在了利益分配上。
滨江区协调了一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到平安县建设分厂。企业看中的是平安县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平安县需要的则是企业带来的技术和市场，双方最初谈得相当顺利。
平安县可以接受企业提出的条件：前三年免税，后两年减半。这种安排在招商引资中并不罕见，真正让谈判停下来的，是税收补偿。
企业总部设在滨江区。一旦把部分产能转到平安县，滨江区的税收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滨江区希望平安县在享受项目落地收益的同时，由滨江区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补偿。
这个要求，滨江区认为合理，平安县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问题在于，补偿多少、怎么补，两边财政局长坐下来谈了三次，始终没有结果。
平安县认为，企业是滨江区协调过来的，滨江区理应多承担一些；滨江区却认为，企业最终落户平安县，最大的受益者是平安县，补偿不能开得太高。
双方的财政局长都是老资格，谁也不肯先让一步。谈判僵住后，企业那边也开始打退堂鼓，甚至放出话来：如果两地一直谈不拢，那这个分厂干脆就不建了。
老赵一听就急了。他再次拨通祁同伟的电话。
“祁书记，这个项目要是黄了，对平安县的打击太大。老百姓都盼着厂子落地，前面已经把话说出去了，最后要是建不起来，我这个县委书记还有什么脸见人？”
“你先别急。”祁同伟说道，“我来协调。”
第三个问题，则来自项目真正要落地的地方——平安县的老百姓。
县里规划乡村旅游项目，需要流转一批土地，范围涉及三个村，两百多户人家。为了把事情说清楚，县里已经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前前后后开了七八次村民大会。大多数村民都点了头，愿意配合项目推进。
可仍有几户人家始终不肯松口。原因不是补偿标准低，而是他们根本不信任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