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腔，黏在喉咙里，像吞了一口裹着铁锈的湿棉花。病房里很静，静得能听见隔壁床老陈喉咙里那口痰，呼噜呼噜的，像拉一个永远拉不完的风箱。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瘦得脱了相的手搁在洁白的被单上，偶尔无意识地抽动一下。
我盯着自己手背上的输液管。透明的塑料管，连接着高悬的玻璃瓶，里面是澄澈的液体。液体顺着管子往下，在针尖汇成一滴，晶莹的，饱满的，坠着。
滴答。
它落下来，融进我的血管里，凉丝丝的一小股。
我没来由地想，这一瓶，得有多少滴？
我数了数。大概每三秒，一滴。一分钟，二十滴。一个小时，一千二百滴。一瓶五百毫升，按这个速度，得……好几个小时。数着数着就乱了，思想像水一样滑开。
老陈的痰声又响起来，更急了，像要堵住什么。我转头看他，他眼皮底下的眼球快速转动，不知道梦见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梦，只是在熬。
我突然感到一阵烦躁，或者说是恐惧。一种你抓不住任何东西，只能眼睁睁看着时间从你身体里、从你眼前、从老陈那口痰里，一点点流走的感觉。它流得很慢，慢得你每一秒都能体会到那种流失的钝痛，可你回想起来，又觉得快得可怕，快得你什么都没抓住。
不行，我得抓住点什么。
我按了呼叫铃。护士来了，我以为她会说些安慰的话，可她没有。她只是熟练地检查了输液管，用笔在记录单上划拉了几个数字，在我手背上又扎了一针，调整了点滴的速度。她做这些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动作快而轻，像在完成一套与己无关的工序。
她看了看墙上的钟，对我说：“还有六小时，别急。”
六小时。她说了“小时”。可在这之前，“小时”是什么？我们只是看天亮天黑，看影子长短，看肚子饿不饿。没人用它来丈量什么，更没人为它焦虑。
我看着那面钟，圆形的，白色的底，黑色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三根长短不一的指针。秒针走得最急，像有人在后面撵它。分针稳一些，时针几乎不动。我突然发现，那根最快的秒针，每动一下，都伴随着一个声音，很轻，像什么东西在碎掉。以前我从没注意过。
我开始数秒针走过的格子。一圈，六十下。它每走一下，我心里的石头就重一分。我试着不去看它，闭上眼睛，可那声音还在，滴答，滴答，像水珠渗进木头，像细菌啃噬骨头。
我睁开眼睛，又去看输液管。那滴液体悬在那里，晃了晃，终于落了下去。
滴答。
和秒针的声音重合了。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这个东西——时间。它无处不在。你等公交的时候，它挤在人群的推搡里；你失眠的时候，它躺在黑夜里膨胀；你吵架的时候，它夹在对方的字句里，尖锐地飞过来。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它反而跑得最快，像一条受惊的蛇，嗖地一下，就蹿出去老远，只留下草叶还在微微晃动。
我出院那天，路过医院大门口的钟表店。橱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钟，方的圆的，挂的摆的。指针们集体沉默，凝固在一个个精心设定的时刻。我看着它们，像看着一群笼中的困兽。
我推开玻璃门，走了进去。
“先生，买钟？”
“嗯。”我点点头，眼睛扫过那些冰冷的金属和玻璃，“给我看看。”
我挑了一个最简洁的，圆的白底，黑色刻度，极细的指针。老板帮我调好时间，上了电池。指针立刻活了过来，秒针迈开腿，开始它永不停歇的攀登，攀登那虚无的十二个点。发出那熟悉的、让人心悸的“滴答”声。
我把它放在床头柜上。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失眠。我把闹钟塞进衣柜，用枕头捂住它，可那“滴答”声还在，从我的骨头缝里钻出来。我坐起身，月光正好照在它上面，指针泛着幽冷的光。
我看着它。它看着我。
我忽然觉得，我这辈子，再也逃不出去了。
后来，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别人。
邻居老张，他儿子在厂里出了事故，断了两根手指。他没哭，只是蹲在门口抽烟，一根接一根。我走过去，想安慰他，话到嘴边，却成了：“老张，别难过。你想想，从你儿子出事到现在，也才过去三个小时。”
老张愣住了，抬起头看我，眼睛里布满血丝。他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厂里的工友，他们计件算工钱。以前是一个月一结，后来改成一天一结，再后来，变成一小时一结。他们干活越来越快，眼睛里只有那根不断跳动的秒针。有人累倒了，躺在车间的硬纸板上，喘着气说：“再干一小时……就一小时……”
时间，就这样，从我的病房里，流了出来，流到了大街上，流进了工厂，流到了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人们开始用它来衡量一切：爱情、工作、悲伤、希望。他们匆匆忙忙地赶路，急不可耐地成功，焦躁不安地等待。他们把生命切成一片一片的，精打细算地活着，生怕哪里“浪费”了。
我终于成了那个“发现”时间的人。我把它从无尽的混沌中拽出来，赋予了它刻度、价值和重量。我让所有人看见了它，也看见了它的流逝。
可只有我知道，它不存在。
或者说，它只存在于我们低头看表的那一瞬间。当你忘记它的时候，当你完全沉浸在某种事物中，当你和老友喝酒到天亮，当你抱着爱人忘记呼吸，当你为一朵花开而驻足，那个时候，时间就死了。
它死得很彻底。
可一旦你想起它，它就立刻复活，像个幽灵，盘踞在你的每一个念头里。
我回到家，看着床头那个闹钟。秒针还在走，不知疲倦。
我突然想，如果当初，我忽略掉那滴药水，不去数它，不去想“我还能滴多少次”这个问题，只是看着它，滴下来，然后被我的身体吸收，然后我睡一觉，醒来又是新的一天。
那会怎样？
也许，就没有时间了。也许，我就能一直活在“现在”，这个唯一的、永恒的瞬间里。
可我已经回不去了。
我拿起闹钟，走到窗前，推开窗。冷风灌进来，我扬起手，准备把它扔出去。
可我的手停在半空。
我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声音，急促的，有力的，像一面被擂响的鼓。
我忽然明白了。
时间不在钟里，不在药水里，不在老陈的痰声里。
它在我的心里。在我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每一次为某样东西而怦然心动的瞬间里。
我看着手里的闹钟，那根秒针还在挣扎，一下，一下，像溺水的人。
我把它放到窗台上。
“走吧，”我对它说，也不知道是对它说，还是对自己说，“我不看你了。”
然后我关上了窗。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失眠。我梦见了一片海，广阔无垠，没有边际，没有潮汐。我就站在那海里，任凭海水没过我的脚踝、我的膝盖、我的胸口。那水是温的，包裹着我，像回到了某个最原始的、还没有“时间”这个概念的子宫里。
很安静。
没有滴答声。
第二天醒来，闹钟还在窗台上。阳光照在它白色的表盘上，那三根指针，已经停了。停在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完美的角度上。
像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