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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章 第一双花红棍
    对于如今的现状,徐越其实也不是很怕。

    徐越也有些时候会想世间或许真的存在一个轮回。

    不然为什么相同的事情总是反复上演。

    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事。

    有位哲学家也曾经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但这句话更准确的说是“历史总是在人们认识到它的本来面目之前不断的重复运动着。”

    这完整的翻译或许才能真的表达黑格尔本身的含义。

    也就是说历史在被人类掌握之前会不断的以重蹈覆辙的模式出现。

    人可以掌握,人群却不一定。

    断章取义,春秋笔法这些都是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生动案例。

    而徐越这一次的舆论也不例外。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这不禁让徐越想起了后世的大违法时代。

    有这么一群拿着新时代的标准去衡量旧的事物。

    拿着文学的案例去对标现实生活。

    真要计较起这些争议,徐越也有话说了。

    《水浒传》他杀人诶!还杀了全家呢!

    犯不犯法?违背不违背主义?

    《红楼梦》搞早恋啊!我告他们早恋啊!

    天天给我们看些这样的,我们小孩子的身体承受的住吗?

    还有《三国演义》什么非法集会?什么东汉黑社会?

    这不纯纯的反动派吗?

    为什么要歌颂他们?

    最后就是这个《西游记》搞什么封建迷信?

    这样的书有必要出现吗?

    国内外也是如此,俄罗斯文学人均酒蒙子加杀人犯。

    欧美名着人均出轨。

    如果按照后世的三观道德来做评价,他们现在的这代人也不合格啊?

    这多少人触犯了法律违背了道德?

    不管是四大名着也好,还是世界名着,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跑不掉。

    连朱自清的《背影》也违反了交规,都告诉你不要上火车轨道了啊!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有违反常规获得争议的地方,这些争议讨论思考就是文学的价值所在。

    结果你告诉我要把这个地方删了,那还写什么?

    徐越是不可能受这口气的。

    徐越挂断了电话,直接奔着书房去了。

    在厨房里忙活了半天准备吃饭的龚樰,看着从自己身边走过的徐越。

    “诶?你干嘛去?”

    “去一趟书房?”

    “?”

    龚樰一时间有些迷茫了?望着徐越的背影又问了一句。

    “还回来吃饭吗?”

    “!!!给我留着!”

    徐越想到这里更气了,这没吃饭这笔账也要算到他们的头上。

    接下来的陆陆续续的有几篇文章出现了。

    《文艺报》的评论版登了一篇署名方兴的文章,标题简短,就叫《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文章不长,措辞也不算激烈,可字里行间的专业措辞把态度摆得很清楚:

    “徐越同志在《狩猎》中采用的所谓‘多重视角’‘不可靠叙述’等手法,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借鉴的痕迹相当明显。

    这些技法本身并无不可,问题在于,当形式上的实验走在了内容之前,人物就成了观念的传声筒。

    小说中的女孩为什么撒谎?她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看不到充分的交代,只看到一个被作者操控的叙事装置。

    现实主义文学最可贵的品质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狩猎》中的孩子们,恰恰缺乏典型性。

    他们像是从某个抽象概念里被抽出来的符号。”

    另一位署名卫东的作者则在另一份刊物上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角度。

    儿童形象的真实性问题。文章标题很朴素,叫《孩子,应该被这样写吗?》。作者在文中写道:

    “儿童文学的创作有其特殊性,即便是成人视角下的儿童形象,也应当遵循‘艺术真实’的基本要求。

    徐越笔下的小女孩用谎言毁了别人也毁了自己,这种高度戏剧化的设定,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当然可以成立。

    但从‘人民性’的标准来衡量,这种对孩童恶的过度聚焦,是否偏离了文学应有的教育功能?

    鲁迅写‘救救孩子’,冰心写‘爱和美’,这是中国文学写孩子的优良传统。

    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文学需要靠渲染孩童的恶意来制造冲突了?”

    还有一篇更偏学术口吻的评论,发在《文学评论》的通讯栏目上,题目叫《意识流,流到哪里去?》。

    作者署名为沈明理,行文带有明显的学院气息:

    “《狩猎》试图用意识流手法呈现儿童心理,这种尝试的勇气值得肯定。

    但必须指出,意识流作为一种叙事技巧,其效用的发挥建立在人物内在意识具有足够深度的前提之上。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其意识活动尚未形成完整的内在逻辑,用成人化的心理独白去填充,反而会造成‘心理失真’。

    我们不禁要问:当一个作者选择了不适合其表现对象的形式时,他到底在追求什么?是形式的创新,还是叙事的方便?”

    崔道义、何启治、梁佐、刘振云等等人都齐聚在徐越家。

    “徐越人呢?”

    “他的文章怎么还没出来?都要被人抢占高地了。”

    崔道义和何启治几个一人一句问的龚樰有些头大。

    但徐越这么多朋友的关心还是让龚樰高兴。

    自家丈夫人际关系还是挺好的。

    事情她也知道了,不过徐越告诉她没问题。

    而根据她亲眼的观察,再结合一下她看到的消息,确实没问题。

    而面对徐越亲朋好友的询问,龚樰笑着回答。

    “他还在睡觉呢。”

    .......

    一群人有些尴尬,不是哥们儿这个时候了还能睡着啊。

    你心真大啊。

    龚樰知道这些人可能是误会了,徐越虽然赖床但是真不至于。

    她在外人面前还是要维持一下自家人的形象的。

    “没有,昨晚打了几个电话,忙到比较晚。”

    “昨天巴老爷子,茅盾老爷子,还有曹禺老爷子。包括刘白雨,周洋陈荒梅等等先生都很关心。”

    ........

    一群人又双叒叕沉默了。

    不是,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

    崔道义倒是若有所思。

    这是真要把徐越给扶上去啊!

    众所周知,文坛的地位一共有三种获得方式当然可能也不止三种。

    写出好的作品当然算一项,写出好的作品熬资历当然算一项。

    写出好的作品熬资历再加上扶持后辈再算一项。

    哦当然这是顺序,不是条件。

    在我们这里除非你写出一部像《西游记》一样的书然后直接坐化才能获得地位。

    因为你人死了别人也不在意你的身份,直接开蹭。

    都是你的徒子徒孙。

    对于这些人来说蹭死人流量没什么可惜的。

    活着的时候还怕学派之间的争斗,死了倒是谁都可以蹭了。

    说到底了还是个黑社会逻辑,要跟着你一起混,势力大。

    当然了还有一些小秘诀,比如参加一些活动,殴打一些人类成为双花红棍。

    直接降维打击,毕竟笔力怎么比得上“拳力”呢。

    还有一个方式嘛就是大论战。

    到我们这里鲁迅先生已经很出名了,这其实是一种捷径。

    我们将他的思想看的很重,国家为了他正了名,伟人也评价过他自然全国上下都很熟悉。

    但其实鲁迅先生在当时也很出名,因为他是个斗士所以我们熟悉这才是正确的路径。

    在他写出诸多堪称名着经典的白话文之前就出名。

    原因就在他总是搞论战骂人,谁也看不爽。

    但是也能理解,毕竟在民国这个神人辈出,每个人都在cos爱嫂子争取不ooc,顺带争相成为训练移动靶的大神人时代。

    鲁迅能够不说一句,我们真是要完了,也是意志坚定了。

    鲁迅先生骂过的人很多,偏偏人家也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鲁迅曾批评、讽刺过的对象多达数十至数百人。

    其中最着名的包括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章士钊、陈西滢、杨荫榆、郭沫若、施蛰存等民国文化名人。

    嗯,你就数吧,有一个算一个,名头都还是挺大的。

    迅哥的胆子确实大,怪不得要起这么多的笔名。

    骂的人多了,他们的地位高了起来,渐渐的迅哥的地位也就这么抬上来了。

    这就是人踩人高吧,要不然后世也有手撕各大咖位的明星呢。

    徐越如今大概也是要通过论战在文坛在提升提升地位了。

    毕竟你文化人搞笔杆子说不过多丢人啊。

    众人在徐越的家里待了一天。

    徐越中途醒了过来,看到家里这么多人,差点以为自己被真实了。

    好在都是自己人啊。

    面对接下来怎么办的这个问题。

    徐越神秘兮兮的笑着说:“你们等着看吧!到时候就知道了,很快的。”

    众人痛骂徐越卖关子。

    但徐越说的很快是真的很快。

    三天之后,三篇文章登在了《文艺报》同一期的评论版上,三篇连排,占了将近两整版。

    同样的文章还在《光明日报》《北京日报》除了《人民日报》以外的杂志都刊登上了。

    首先是第一篇短文《我们的人物不必完美无缺》。

    “有批评者认为,《狩猎》中的孩子缺乏‘典型性’,甚至偏离了文学应有的教育功能。

    这种观点预设了一个前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必须是正确的、值得效仿的。但这个前提本身站不住脚。”

    “俄国文学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写斯维德里盖洛夫诱奸幼女。

    法国文学里,司汤达写于连·索雷尔靠勾引贵妇往上爬,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通奸。

    中国古典文学里,《红楼梦》写了贾赦的荒淫、贾雨村的贪酷、王熙凤的阴毒,《金瓶梅》通篇几乎没有一个人物是道德上站得住的。

    这些作品没有因为人物‘不正确’就失去价值,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们写出了不完美的人,才让一代代读者在其中照见了自己。”

    “写作者不必为笔下人物的行为背书。

    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它写了什么,而在于它通过所写的东西揭示出了什么。

    作家笔下的人物可以不正确,人甚至也不正确,但只要作品达到了它应该达到的目的,它就是有价值的。”

    然后是第二篇文章《是“教育”还是“呈现”?》。

    “有批评者担忧《狩猎》偏离了文学的教育功能。

    我理解这种担忧,但恕我直言,这是把文学和教科书混为一谈了。”

    “文学的首要职能不是教育,而是呈现。

    读者和教科书的关系是被动接受知识,但读者和文学作品的关系是主动进入一个世界,在其中体验和判断。

    如果文学只写正确的人物、正确的情节、正确的结局,那它跟宣传册子有什么区别?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是把人物写成榜样,而是让人物在具有代表性的环境中真实地行动。

    他笔下的女孩撒谎,不是因为她在道德上是坏的,而是因为她在特定的处境中做了特定的选择。

    文学的责任在于把这个选择写得可信,而不是把这个选择写得正确。”

    第三篇他写得更短,题目落在纸上只有五个字——《流到哪里去》。

    他直接回应那位叫沈明理的批评者关于“意识流不适合儿童”的观点。

    “说意识流不适合写儿童心理,这种论断本身就缺乏对文学传统的基本了解。

    意识流从来不是西方现代派的专利。

    李商隐写‘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苏轼写‘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曹雪芹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都是意识流动的笔法。

    文学形式的本质不是外来的标签,而是一种视角,一种语言。

    只要它能够帮助作者更准确地捕捉人物的内心,它就是有效的。”

    他最后写了一句:“形式是工具,不是枷锁。用得好不好,看的是使用它的人,而不是工具本身。”

    .....

    三篇文章都不算长,但基本针对痛点一一反驳。

    整篇文章有理有据,逐字逐句地反驳,让人没有脾气。

    一出手就是三篇。

    徐越这是要成为新晋的“文坛第一双花红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