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项会是在多功能厅开的。阮氏秋站在白板前面，用黑色马克笔画了五个圆圈，用线连起来，像一个没有完成的手串。北京、东京、首尔、胡志明市、曼谷——五个城市，五条线，交汇的地方是空白的。
赵晓月坐在长桌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本剧本，封面是浅灰色的，还没有印正式标题，只用黑色记号笔写了一行字——《五城记·北京篇》。她翻到第一页，看完第一段，抬起头：“她每天都在走同一条路。走了四十年。”阮氏秋转过头看着她：“对。”赵晓月低下头又看了一会儿：“那她每天在路上想什么？”阮氏秋说“什么都不想。走到路尽头才想。”赵晓月合上剧本：“那我演什么？”阮氏秋说“演她”。赵晓月说“她没有台词”，阮氏秋说“前三页没有”，赵晓月说“那她怎么出场”，阮氏秋说“她已经在出场了。”
多功能厅安静了几秒。林瀚坐在长桌另一端，手里端着咖啡，杯沿靠近嘴唇但没有喝，像在等某个还不够重的词落下来。他放下杯子：“开机什么时候？”阮氏秋说“后天”。赵晓月愣了一下：“后天？我还没背台词。”阮氏秋说“你只有三句台词”，赵晓月说“那你也不用后天开机”。阮氏秋说“路不等人”。赵晓月看了她一会儿，低头把剧本翻到最后一页，数了数自己那几行台词，合上本子：“行，后天。”
她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那路在哪？”阮氏秋说“胡同口往东，第三根电线杆左转，走到底”。赵晓月站在门槛内侧：“你怎么知道？”阮氏秋说“我前天走了一遍”。赵晓月跨过门槛，门在她身后没有完全合上。林瀚坐在原位没有动，能听到她的脚步声沿着走廊往东去了，鞋底和地面的接触声很轻，没有停顿，也没有折返。
第二天下午，赵晓月真的去了那条胡同。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羽绒服，领口翻起来挡住下巴，脚踩一双旧运动鞋，鞋边沾着昨天厨房的面粉印。没有带剧本，没有带水。胡同口往东，第三根电线杆，左转，走到底。走到底是一个死胡同，墙根处有一道水泥补丁，颜色比周围浅，像是最近才抹上去的。赵晓月在墙根前面蹲下来。水泥补丁的表面还没有完全磨平，边缘有明显的抹痕，像一道被草草缝合的伤口。她用指腹按了一下水泥的表面，硬的，已经干了。她蹲在那里没有站起来，拿出手机，没有拍照，打了一段字，又删掉了，又把手机放回口袋。
林瀚在办公室里收到一条消息，来自赵晓月，没有文字，只有一个定位。他点开看了一眼，没有回复。大约二十分钟后他出现在那条胡同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薄外套，没有端咖啡。他没有走到她面前，在电线杆旁边停下来，隔着几米远的距离看着她蹲在墙根前面的背影。她没有回头。他也没有走过去，只是站在那里等着她站起来。
她蹲了大概五分钟才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过身看到他，没有惊讶：“你怎么来了。”林瀚说“你发了定位”，赵晓月说“我发错了”，林瀚说“我知道”。她走回来在他面前停下：“那道水泥补丁是昨天抹的。”林瀚说“你怎么知道”，赵晓月说“我昨天来过”。林瀚看着她，她的手指上还沾着一层干透的水泥灰，在日光下泛着细碎的浅灰色颗粒，像一道刚被涂改过的笔迹，墨迹已经干了，但笔锋的走向还依稀可辨。她把手插进口袋里，水泥灰被布料的纹理接住了：“我不是在演她。我就是她。”
开机那天没有仪式。没有香案，没有红布。阮氏秋说“拍一条被改过的路不需要仪式”。摄影机架在胡同口，没有放在路中间，靠在墙边，角度偏斜，像正好路过。赵晓月穿着戏服——一件深蓝色的棉袄，颜色洗淡了，领口的扣子缝过三回，线头露在外面。头发扎成低马尾，几缕碎发被风吹到脸颊边。她站在胡同口，没有看镜头。阮氏秋说“开始”。赵晓月开始走。
她的步伐不快不慢，像每天早晨都会走的路。经过第一根电线杆的时候没有停，经过第二根的时候没有停。第三根电线杆左转，她拐了过去，走进镜头覆盖不到的位置。阮氏秋没有喊停。摄影机的指示灯还在亮着。几秒之后赵晓月从拐角处走回来，在第三根电线杆旁边停了一下，低头看着地面。地面有一道被修补过的痕迹，颜色比周围的旧路面浅。她蹲下来，没有摸它，只是看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阮氏秋说“卡”。赵晓月走出角色，从戏服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剥开糖纸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刚才那段要重拍吗？”阮氏秋说“不用”。她低头看监视器里的回放——赵晓月蹲在水泥补丁前面的那几秒，手指没有碰地面，只是垂在膝盖旁边：“你在看什么？”赵晓月说“看它还能往哪走。”阮氏秋在监视器前坐了一会儿，伸手按了一下回放键，把那段放慢了一倍，然后抬起头：“北京这条线，你是主角。不是因为她走了很多年，是因为她蹲下来看了那道补丁。”
赵晓月把糖纸折好，没有扔掉，塞进口袋里：“那路什么时候被改回来？”阮氏秋说“不会被改回来”。赵晓月沉默了一会儿，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知道。所以我才蹲下来看。”
第三天的戏拍的是赵晓月站在胡同口。没有走，没有看，只是站着。摄影机架在对面，从低角度拍她的背影。阮氏秋的要求很具体：“站到风把头发吹到右边。”赵晓月没有转过来看她，只是站直了身体。胡同口的风从北面过来，有一阵没一阵的。她的头发被风掀起来两次，都是吹向左边。第三次，风从南面绕了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向右边，停留了大约四秒。赵晓月没有数。阮氏秋在监视器后面说：“卡。”
赵晓月转过身来，头发已经落回原来的位置：“这条能用吗？”阮氏秋说“能”。她指着监视器屏幕里赵晓月的背影：“这一段，不需要看路。路在看她。”赵晓月走过来看了一眼回放，没有说话，转身走向休息区，从保温袋里拿出一个饺子，咬了一口。林瀚走过来站在她旁边，看着她咬饺子的侧脸：“你在想什么？”赵晓月嚼完咽下去：“在想她还要站多久。”林瀚说“站到路被改回来”。赵晓月说“你说过不会被改回来”，林瀚说“我说的是路，不是她”。赵晓月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半个饺子：“那我演的是她站在路不会回来的时候”。林瀚没有回答。他站在她旁边，看着她把那半个饺子吃完，然后转身走回监视器那边。
当天收工前，赵晓月自己加了一场戏。没有通知阮氏秋，站在胡同口，对着那面墙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麦克风收到了。她说的是：“你还在吗。”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在问墙还是问路。阮氏秋在监视器后面坐着，没有喊停，也没有喊卡，等她自己停下。赵晓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镜头的覆盖区域，像是刚刚确认了一件事情。
最后一场北京线的戏，拍的是赵晓月在胡同口站了一整个下午。从一点半到五点，摄影机没有关机，胶卷走了很长一段距离。中间她动了几次：两点左右，风把她右肩的头发吹乱了，她用左手拨了一下；三点多，她的重心从右脚换到左脚；四点半，太阳偏西后，她的影子从身前移到了身后，在墙面上拉出一道细长的、慢慢移动的边线。她没有看表，没有看手机，只是站着。林瀚坐在监视器后面看完了全程。阮氏秋没有干预监视器里的画面，只在他快起身时才开口问了一句：“她演的是自己。”不是问句。
拍摄结束后赵晓月没有直接收工，先走到墙根那道水泥补丁前面蹲下来，伸手摸了一下它的表面，然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走进休息区。看到林瀚还坐在监视器旁边：“你一直在这？”林瀚说“一直在”。赵晓月说“看了多久”，林瀚说“从你换重心开始”。赵晓月想了想：“那时候太阳刚过正午。”林瀚说“对”。赵晓月说“那你看出了什么”，林瀚说“你换了重心之后，路开始往回收了”。赵晓月没有接话，拿起保温袋里的最后一个饺子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咽下去：“那明天还拍吗？”林瀚说“拍别的城”。赵晓月说“北京线拍完了”，林瀚说“拍完了”。她把最后一口饺子咽下去，保温袋空掉了。她把拉链拉上，坐在折叠椅上，看着胡同口那道光正在收窄，像一道正在愈合的裂缝，边沿正在向中间合拢。她坐在那里没有立刻站起来，只是低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道深蓝色棉袄的折痕：“那路还在吗。”林瀚说“路还在。只是被改过了”。赵晓月说“那她还会回来吗”，林瀚说“她没走过”。